除了盘龙城之外，商人似乎在周围还设立一些次一级的重要据点。新州阳逻香炉山商时期遗址中出土有鼎等铜器；黄州下窑嘴发现有二里冈上层阶段墓葬，随葬鬲、觚、爵、斝、瓿等16件青铜器[21]。随州庙台子遗址商文化面貌与盘龙城相似，遗存可能延续至殷墟文化第一期[22]，距庙台子遗址不远的淅河也出土有觚、爵、斝等铜器[23]。据说近年武汉大学在云梦发现特征与盘龙城相似的早商城址，可见商人对鄂东地区的经营的不遗余力。

以盘龙城为据点，商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势力在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达到高峰，其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大部都可见商人势力的影响。二里冈文化由盘龙城向东发展至黄梅[24]，东南及于江西九江地区。九江神墩[25]、龙王岭遗址[26]既有以陶鬲为主的中原二里冈文化因素，又有硬陶、原始瓷罐、尊等当地文化因素。商文化势力在这一带虽并未象盘龙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商势力的存在可能的确与铜矿资源相关，瑞昌铜岭矿冶遗址11号竖井是南方地区首个年代明确属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矿冶遗存。

二里冈文化的势力向西的发展，依然是溯长江而上，也再次到达荆南寺及邻近区域。位于长江南岸的岳阳铜鼓山遗址[27]地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之间，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既有江汉地区常见的红陶缸，又有当地文化特有的盘口鼎、折肩釜，还有来自澧水流域的釜鼎和长江下游的硬陶，二里冈文化的鬲、大口尊、簋、豆等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人在当地的地位，可能与九江地区的形势相似。荆南寺遗址也包含有中原、当地、澧水流域以及可能东来于盘龙城等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另外还有比例较大的来自三峡地区的凸肩小平底罐、豆形器三星堆文化因素和当地的米粒纹釜。荆南寺遗址所见各类文化因素如二里冈文化因素都颇为典型，而距离荆南寺遗址不远且年代与之相当的沙市李家台遗址[28]陶器则以当地文化的米粒纹釜、红陶缸和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等为主，二里冈文化因素只占极小的比重。鉴于荆南寺一带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推测荆南寺遗址本身，在当时似乎是一处自由贸易港之类的性质。

 总之，二里冈文化时期商人向南行进线路是沿着二里头人的足迹前行（只是在鄂北地区我们难以找到商人通过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地区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在南阳盆地及襄樊地区，典型的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也寥寥无几），商人经营的重点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北的鄂东北地区，而从江西九江、岳阳铜鼓山等一些长江南岸遗存的情况看，长江中游一段水道也极有可能商人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江以北地区当时属于商王朝的疆域范围。除了商文化向南的传播之外，富有江汉地区文化特色的大口红陶缸在长江中游分布普遍，长江下游常见的硬陶通过吴城文化到达盘龙城并向西及于荆南寺，这两种文化因素又都为商人所接受并在二里冈遗址中有明显的反映，说明了文化之间的互动。

自“中商文化”时期开始，中原与南方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殷墟一期文化之前商文化的前沿退缩至罗山一线，盘龙城和其他许多类似的遗址一样被遗弃。此时的南方，显然已非“王土”。而在此前商文化的影响之下，南方地区出现了包括三星堆、吴城文化在内的不同的青铜文化。这些文化之间以长江为联系通道，与此同时，他们又顺汉水向北与渭水、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或者是文献记载周联盟灭商的一个文化背景），这些联系在尊、面具、武器等青铜器中都有明确反映。另一方面，商人依然保持着顺今京广线为线路的对南方关系，宁乡为代表的青铜器群较南方其他青铜文明表现出更接近商文化的特征即应是其反映（约延京广线分布一些接近典型商器的青铜器，向南甚至在香港发现牙璋）。

此时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格局也正是南方地区的缩影。目前江汉地区已发现殷墟时期遗址不多，但结合各地出土青铜器的情况依然可以分析出长江中游不同区域的形势。

二里头文化以来由豫东南而及鄂东北地区夏商文化对南方的传播线路依然是殷墟时期的重要通道。鄂东北延这一通道的滠水、圜水流域多发现有典型商式青铜器，如在黄陂官家寨发现有爵、觚[29]，应城群力发现有鼎，广水乌龟山发现有枭卣[30]，汉阳竹林嘴发现有方彝[31]等，这些铜器多属于殷墟二期。由汉阳延长江至鄂州、大冶一带，也同样发现有较多典型商器，如鄂州徐家湾发现多件觚、爵、斝[32]，大冶港湖出土夔纹提梁卣[33]。以上区域的青铜器或铭有族徽，如汉阳沙帽山出土“天兽御”觚形尊[34]，鄂州沙窝等地出土“    ”爵、“      ”爵[35]，徐家湾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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