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时期长江沿线各支土著文化活跃，鄂皖赣交接地区为其后称为百越的民族所控制，洞庭湖北岸为费家河文化，其西、北为澧水下游皂市类型遗存及周梁玉桥文化。在长江或相距不远的支流旁发现多起的尊、罍、瓿，与这些特征类似的铜器――但与典型商器接近而略有区别――在巫山、沙市、江陵、岳阳等属于不同文化的地域范围内都有发现，长江中游传播通道因此而清晰地展示出来，并且因为尊、罍的发现而知道这一通道向西延至三星堆，向东远及江苏江宁[36]。此外，枣阳新店、城固及洋县出土性质相同的尊、瓿，将关中地区通过汉水与长江中游的联系揭示出来。长江沿线区域出土铜器有时情况较复杂，在石首九佛岗出土有典型的商器觚，同一地点又出土有带扉棱鎛[37]，类似的鎛钟见于新干大洋州及赛克勒美术馆[38]，这种南方作品还北传至随州[39]，其性质异于尊罍一类器而与南方系统的大铙近似。以上不同系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似乎说明，他们多数并不是当地产品，而可能为外地铸造后传入。

鄂东南至皖南赣西北地区晚商时期文化系列目前还不十分明确，这一带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类多为带刻槽足鬲、带护耳甗、带条形镂孔豆以及相当数量的硬陶，陶器中中原文化因素多承袭于二里头及二里冈文化。阳新刘荣山出土铙[40]、崇阳出土鼓[41]均为南方特征青铜器，其纹饰特征与宁乡等南方铜铙应属于同一系统。因此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文化较为疏远。但另一方面，由大冶经阳新直至瑞昌发现为数众多的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其中如铜岭第11号竖井年代可早至殷墟文化时期。如果这里是商人铜料来源之地的话，则该地的文化活动又应当与商文化的关系紧密。这一矛盾的现象目前还难以作合理的解释。

总体来说，中原文化自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对南方的大力扩张，至二里冈文化发展到极强势，最后在殷墟文化一期阶段退缩。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原之外的周边地区也具有普遍性。从中原文化内在发展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扩张和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强势，是否是夏商王朝某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如果这两支文化分别属于夏、商文化的话）？而退缩中的殷墟文化为何却迎来青铜文明的繁盛期？

商人南进的目的掠铜，这一论点为众多的学者所强调。但我们似乎不能单纯地理解帝国扩张以掠取资源为唯一目的。不难注意到，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在峰值上完全不一致，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南下势头最强劲阶段并非是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的高峰期，特别是青铜器的大量使用和重器出现的殷墟文化时期却适逢商文化的退缩。如果当时长江中游的确是商人铜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则商王朝在殷墟文化时期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在政治上显然已不为商人所控制的长江中游地区的铜料，是作为贡品抑或是交换物输送至商王朝？

注释：

[1]本篇题中“夏商”、“中原”仅仅用来表示与之相当的时空概念。

[2]李学勤：

[3]Robert W. Bagley，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2。

[4] 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P2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拓古：《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江汉地区》，《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

[6]关于年代问题：荆南寺遗址发掘简报作者将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最早阶段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盘龙城》报告依据荆南寺结论亦将其最早遗存定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但何驽认为荆南寺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见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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