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郭物：《青铜鍑起源初论》，《欧亚学刊》第一辑，1999年。

[33] 王巍《出云与东亚青铜文化》，《考古》2003年第8期。

[34] 华觉明：《从陶寺铜铃到中华和钟—双音青铜编钟的由来、演变和创新》，《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5] 曹定云：《殷代族徽“戈”与夏人后裔氏族》，《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36] William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P.43, Edinb<
 

三、羊与羊毛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生物学研究表明山羊是所有主要家养动物中变异最少的动物。全世界所有的山羊形态非常相似，基因差异亦很小[1]。这不仅表明其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很少生殖隔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种。绵羊的地方品种较多，外形差异较大，但同样具有共同的祖先。驯化地理学研究表明绵羊、山羊和犬一样（尽管狗的最早驯化地还不清楚）不仅是最早的驯化动物，而且是分布最广的动物[2]。羊适应能力强，能提供肉、皮、奶、毛，在人类迁徙、殖民、商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3]。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1960年Solocki夫妇在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萨威·克米（Zawi Chemi）野营地遗址；后来又发现了距此四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Shanidar）,其中BI层与萨威·克米B层时代相当，文化相同。由此推断沙尼达洞穴是当时狩猎采集者冬天的住所，他们夏天到萨威·克米营地生活，并开始了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活动[4]。帕金斯从中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5]。

类似的野营地、洞穴遗址和动物骨骼不是孤立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丹麦考古队与伊朗考古协会合作在扎格罗斯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Holailan Valley）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七处洞穴文化和八处野营地遗址，绵羊和山羊是仅有的两种家畜，C14年代为公元前6460±200[6]。帕金斯对西亚家养动物的起源作了总结，指出绵羊和山羊是当地最早的驯养动物，牛、猪、狗次之[7]。最近Zeder和Hesse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8]。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9]。“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 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10]。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11]。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12]。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

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13]。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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