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的第三部分“尧都是太原”，是“王文”的核心。但其所引的3条历史文献中：1、《汉书·地理志》曰：河东郡有县二十四，同时并列记载有：“临汾”、“平阳”两个县的名称，并在平阳县后注释“曰尧都也”。2、《晋书·地理志》记载：“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统县十二，户四万二千”。在十二县中有“平阳、旧尧都侯国”，还有“临汾县”。3、《隋书·地理志》：“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没有一条可以佐证“尧都是太原”。恰恰相反，都说明“尧都在平阳”。至于“王文”说是“今人将汉朝、三国和西晋以前的平阳即太原和后魏以后的平阳即临汾没有区别开来，结果将太原的尧都误解为临汾”呢？还是“王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太原”与“平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概念呢？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将就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但就现有文献鉴证，应该说“平阳”与今太原无涉。

二、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平阳”究竟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来看，“平阳”在今临汾市的区域范围内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考古学方面的发现能不能为其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或证据呢？《夏书》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词一般都认为指“唐尧”。蔡沈《书集传》云：“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同时也认为“陶唐”是古代地名，或指当时生活在该地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有学者推测：“陶唐”的本义，可能是一种特殊器物（6）。《说文·口部》：“唐，大言也，从口庚声”。侯外庐等认为 ：“唐”字与“庚”字古体相似。“‘庚’，郭沫若释为乐器……‘唐’，也是鼓属”（7）。由于“唐”、“庚”二字形相近，声相同是很明确的。故有学者认为：“庚”为鼓类乐器，“唐”也应该是一种与“庚”相似的鼓类乐器。同时指出：“这类乐器可能有很多种形制，制作材料也会有所不同，质料为陶者，就应该是陶唐了”（8）。

无独有偶，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鼓类乐器当首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和鼍鼓，其中土鼓在发掘简报中被称为“异形陶器”。该器为“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M3002∶53，褐色陶，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一周12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甚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发掘者推测：“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是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故而推测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9）。这种“异形陶器”在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过，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故有学者对此作出如下判断：“因其质料为陶，作为‘唐’所以最初的名称可能就是‘陶唐’。这种乐器在当时为陶寺一带氏族或部落所独有，其主要用途或者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者是作为战鼓，鼓励杀伐。其他氏族大约将拥有这种特殊器物的先民们称之为‘陶唐氏’，‘陶唐氏’的居地因而得名为‘陶唐’了”（10）。

对于上述见解，笔者表示赞同。这不外乎是寻找“尧都平阳”和古唐国的一条重要线索。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其放射性碳素年代（距今4200--4400年之间）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加之陶寺遗址又发现了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小城，其城址面积超过280万平方米。宫殿、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铜器、有文字陶器、各种礼乐重器、蟠龙陶盘等都在陶寺文化遗址内发现。故而笔者推断：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尧都”之废墟——古唐国国都的所在地。对此，笔者另撰有《“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专文探讨。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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