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又名“大夏”，《史记·齐太公世家》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所伐之地在晋南。“禹凿龙门通大夏”（21）、“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22），可见“大夏”也指的是晋南。故《 吕氏春秋》称河东池盐为“大夏之盐”。又《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按商丘在东、河东在西，地望与商东参西正合。若大夏为今太原，岂不成了商南参北了么？

《世本》云：“叔虞居鄂”。《集解》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谷梁传》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左传》云：“命唐叔以唐诰，耐封于夏墟。”“迁实沉于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可见“鄂”、“大卤”、“夏墟”、“大夏”与先秦之“太原”同为一地，均指古河东之晋南，而非指今太原。

四、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太原之“晋阳”始见于《左传·定公十三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时间为公元前497年。太原之“晋阳城”为春秋末期赵简子之家臣董安于所修，既不是唐尧所筑，也不是晋之始封地，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考古学提供的情况也表明：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发现。“王文”在论证“尧都是太原”时，曾引《史记·晋世家》相关文献与太原晋祠互证，认为今太原晋祠，是为奉祀西周时唐国侯叔虞而建，故晋之始封地唐就在今太原。晋祠为唐叔虞之祠堂不假，但其创建年代不详。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可追溯到北魏以前，但绝不可能早于东汉。它的兴建，完全有可能是附会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所建。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到底在哪呢？其实《史记·晋世家》已将古唐国与唐叔虞的封地具体地理位置讲的很明白了。“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前面笔者已经提出：或者说“王文”在探讨“太原的名称问题”时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而此错误之根源又在哪里呢？辟捡史籍，就会发现皇甫谧的说法，是受了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为“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之说法之影响。不仅如此，延及后世，为《左传》作注的西晋史学家杜预也误认唐国在晋阳。北魏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亦说太原晋阳县就是“故唐国也”。唐李贤所撰《括地志》更确指：“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流传至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也误信太原之晋阳为唐叔虞之封地（23）。以讹传讹，流传甚广。直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才从研究文献入手，并亲到山西观察地理，方提出“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24）。“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翼”，“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25）。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就致力于寻找晋国的始封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山西临汾市的翼城县天马村——曲沃县曲村一带，发现了晋国早期都城遗址和晋侯墓地。天马——曲村遗址面积约3800×2800平方米（26）。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之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而晋侯陵园恰在其中，已发现晋侯墓、晋侯夫人墓各5座，可辩晋侯名有三：一为“晋侯福”（通假字）；二为“晋侯苏”；三为“晋侯×（字不识）”（27）。此遗址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繁盛。诸多晋侯埋葬于此，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

邹衡先生经研究指出：“自东汉以来，学者皆谓晋都曾几次迁徙，尤其是郑玄《毛诗·唐谱》言之甚详，学者多从其说，究竟郑玄之说可靠性如何，我以为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而论文献，而必须结合考古材料以验其是非。郑玄以为晋穆侯曾迁都于绛，也不知何据。今在天马——曲村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穆侯墓，而且发现了穆侯以前的厉侯墓以及厉侯以前的诸晋侯墓，可见穆侯并无迁都之事。郑玄又说晋成侯曾迁都曲沃，乃据班固《地理志》立论。今晋成侯及其父晋武侯墓均在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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