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
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的侄女婿，“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文廷式集》，745页。）。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清稗类钞》第二册，72、74、76页。）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府制度。
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中世纪的宗法制农业社会。这类社会的分工相对地说比较简单，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被视为出身“正途”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使在工商或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是这类社会赖以蜕变的基础。可是，它当时还在襁褓阶段。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
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礼仪繁多。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等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5—67页，中华书局。）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
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
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同上，278页。）
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历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35、36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45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
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