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
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乾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盛宣怀：《致袁宫保》(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盛宣怀未刊信稿》，91—92页，中华书局1960年。）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乾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
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NFEE4、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NFEE4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2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
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6页，三联书店1988年。）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发电设备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
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
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二(甲午六月六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六)，446页，中华书局1993年。）梦想请她将此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9页。）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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