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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地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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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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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八竹）《十洲记》：“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干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祖州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长三尺许。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初学记》卷六海）
从《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到汉晋时期的异物志，均关注于异物，线索是比较清晰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么也只是山川道里等地理因素越来越少，而异物越来越占中心地位。
将《山海经》等视为汉晋地志的源头也符合当时人的认识。《隋志》史部地理类即首列《山海经》。这一分类不是《隋志》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更早的南朝时期。《隋志》地理类云：“《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见，至少从陆澄开始，已经把当时的地志与《山海经》视为同类。
《四库提要》作者否认《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书的地理性质，而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就小说源头在神话故事而言，《提要》所说有其道理，《山海经》中的确有不少神话故事。今人研究中国小说史也往往要涉及到《山海经》。但要注意的是，当时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小说观念，他们还是把《山海经》等书看作地理著作。南朝陆澄、唐初《隋志》作者的处理是得当的。如果把《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等统统排斥于地理类之外，那么上述众多异物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山海经》作于战国时代，隔了许久忽然受到重视，模仿之作屡见不鲜，异物志承此而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推测，这可能与汉晋时期人们求异的风气有关。范晔在《后汉书·方术传》序中谈及谶纬问题。他说当时的风气是“尚奇文，贵异数。”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关注于异物的《山海经》一类作品自然会被重视。东汉也有人力图扭转这股求异的风气。王充就其撰写《论衡》的目的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佚文篇》）。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王充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我们知道，《论衡》本以批判种种虚妄、怪异之说为宗旨，但该书却反而被“时人”视为“异书”。这说明在当时“异”已经普遍化，因而具有了非异的品格，而抨击“异”的学说反倒因其罕见而给时人留下了“异”的印象。
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受他影响，也有学者从史学传统的角度研究“异”，认为志怪小说从渊源上看是来自于史书。这种意见恐怕不一定可靠。因为所谓“古之国史”，并不象异物志、志怪小说那样以异闻、异物为记述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人对怪异之事是明显有距离感的。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班固对此也不热衷。史家真正对怪异之人、怪异之事有浓厚兴趣并信以为真是在东汉以后，如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就是如此。他的《搜神记》专记“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时人刘惔称其为“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
从司马迁到干宝，恐怕不是史学引发了志怪的风气，倒是求异、志怪风气盛行后影响了史学。《隋志》将志怪小说列之于史部可能就是受此风气影响。
在此须要指出，我用东汉以来普遍求异的社会风气来解释异物志的出现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因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即求异的风气是普遍的，而异物志却并非各处都有。王庸曾说：“（异物）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他又说：“（异物志）大抵皆记长江流域以南之异物者，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殆当时北方士民南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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