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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地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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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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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此外，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书都对上述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有激烈批评，或指责其“谈过其实”、“诞而不经”、“多传疑而失实”。或批评其没有实用价值。杜佑认为地理的重要在于“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关注的地理重点是“丘壤山川，攻守利害，” 意义在于“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恰好这些内容南方地志“皆略而不书”。由此我们看到，唐人的地理思想就是强调实用性、强调地志要记载关涉国计民生的有用内容。
受这种重实用的思想影响，北方地区的两部地理学名著，即阚駰的《十三州志》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唐代得到了不同的评价。阚駰书颇受好评，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在北朝及唐代并不受重视。检索《十三州志》佚文，其所记内容比南方地志更具地理色彩，更具实用价值，比较接近于《汉书·地理志》的写法，看不出受南方地志的影响。而《水经注》就不同了，其中大量征引南方地志，如郭仲产《襄阳记》、裴渊《广州记》、罗含《湘中记》、王歆《始兴记》、庾仲雍《山水记》等不下数十种。《水经注·江水注》描述三峡风景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此段文字为人熟知，向来以为是出自郦氏之笔，其实并非如此。熊会贞发现，“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盛弘之《荆州记》文，引见《御览》五十三。”（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三四熊会贞按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2834页。）杨守敬曾注意到唐人不重视《水经注》，但他未能解释其原因。我怀疑唐人对《水经注》的态度就是因为它过于接近南方地志了。唐人不喜欢这些南方地志，所以唐代地理著作中也较少引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地志佚文更多地是出自于宋人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等书的摘引。
从实用的角度看，唐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详载异物、描述山水的地志的确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少关系，地志中应该有的诸如政区沿革、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项重要内容往往缺乏。就地理而言，参考价值确实不大。
总之，东汉魏晋以后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数量虽多，看似繁荣，但却不意味着地理学本身有了大的进展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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