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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地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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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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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种反映也。”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133，141页。）他发现异物志主要出在南方，这是对的。但他的解释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异物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是荆扬以南的交、广等地，当时这些地区并没有大量北方士民南移的情况发生。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有见过的异物，所以欲求异物，只能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富的南方偏远地区。这些地区不要说对于北方士民，就是对于荆扬地区的南方士民来说，也是陌生的。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山水地志
晋宋以后，地志中于异物外，又明显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山水本身的介绍。不仅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以山水命名的地志是如此，而且就连许多以州郡命名的地志也是如此。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宋刘损《京口记》佚文共17条，其中介绍境内诸山的有7条，介绍湖泊的有一条，宋山谦之《南徐州记》共34条，“山”15条，“湖”7条，“江”1条。宋董览《吴地记》共9条，“山”5条。宋孔灵符《会稽记》共43条，“山”34条。齐黄闵《沅川记》只有2条，其中一山一水。梁萧子开《建安记》23条，“山”15条。在这些地志中，异物的中心地位已为山水所取代。这种情形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南朝地志佚文中是很普遍的。由于异物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地志涉及的区域也不再只是交、广等偏远地区，而是遍布长江沿线。
地志关注山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宗教、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魏晋以来士人群体中形成的寄情山水的风气有关。翻阅南朝史籍，士人好山水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山水的浓厚兴趣是引发士人撰写地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如酷爱山水的谢灵运就曾撰写过《居名山志》和《游名山志》。士人游玩之余，常常就所见所闻用文字记述下来，写成诗，就成了山水诗，写成文，就成了地志。地志既然由此而来，所以它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行周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宋郑缉之《永嘉记》：“大溪南岸有四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梁萧子开《建安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
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都因此注意到了晋宋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其实，大致同时出现的众多充满了文学描写的山水地志也是这一文学潮流下的产物。研究山水文学的演变不应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从汉晋详载异物的地志转变为晋宋以后描写山水风光的地志，这是一个通常被忽略而又确实存在的变化。它表明人们对山水中异物的关注已经转变为对山水本身的关注。
三，唐人对地志的批评意见
以上所讨论的私人撰写的地志多出自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虽然出现了像《水经注》这样不朽的地理学名著，但总体而言，记载一方异物、山水的州郡地志数量远远不能与南方比。这当与北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来自于原北方地区，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朝文化传统，因此隋唐时期类似上述州郡地志的地理著作也很少见。
对南方地区的州郡地志，唐代学者多持批评意见。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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