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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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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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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著，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这部译著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人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注释突厥碑文的经费，其年秋转到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 文字，并在东方语学校学土耳其文。1935年，转入柏林大学东方 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古文，并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
同时进行突厥文诸碑的翻译和注释工作。19世纪末突厥文诸碑的发现，在世界东方学界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各国学者竞相翻译、考释。而我国学界却长久无人问津，因此，韩先生留学期间首先就着手这一项工作，他根据德国学者Schaeder和英国学者Ross的德英文译文，先将最重要的阙[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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