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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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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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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碑译出，对碑文中涉及的人物、地理、部族、官号和史事一一进行考释；1936年又完成了毗伽可汗碑的译注和敦欲谷碑的翻译。这是我国学者研究突厥碑文的最早成果，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史和突厥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在留学三年中，他节衣缩食，从微薄的资助经费中省下钱来，购买了几十部很有价值的专业书籍，如1836年出版的波斯文《史集·旭烈兀传》的原文校勘与法文译注本，1881年出版的波斯文《纳昔儿史话》的英译本，1891年出版的阿拉伯文《札兰丁传》的原文校勘及法译本等等。归国前他还专程到伦敦购买东方学书籍，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对他的选择精当十分惊奇，不敢相信中国人在这种专门领域竟能如此内行，但又感叹说可惜他来迟了一步，许多好书让日本人捷足先登挑走了。①
1936年夏韩先生回国，徐炳昶先生②将他介绍给名望甚高的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接谈之际，顾先生对他的学识十分赞赏，研究领域又与其所创禹贡学会宗旨相合，当即推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先后讲授西部亚洲史、蒙古史等课)，并聘请为禹贡学会研究员。当时禹贡学会集中了一批学界菁英，有谭其骧、冯家昇、吴晗、童书业、齐思和、白寿彝、周一良、张维华、侯仁之等。韩先生携眷住在北平小红罗厂禹贡学会会员宿舍，与顾先生及诸同人过从甚密，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在《禹贡》半月刊发表其有关突厥碑文的多篇译注和介绍文章。1937年春假，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由顾颉刚先生组织北平的大学师生访问绥北，韩先生率领一路，考察了归绥一武川一乌兰花一大庙一达尔罕旗云王府一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国内蒙古东部并策划并吞西部，所以这次考察显然有引起国人关注该地区危急形势的意义。韩先生考察归来在《禹贡》发表《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开头就指出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在我国国防上的价值，并慷慨陈词：“今日外人势力虽已人我腹地，而阴山仍屹然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线，吾苟能坚保此线，则民族之逐日复兴，强敌决不能阻止也。”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938年夏，经辅仁大学英国教授施格利介绍，韩先生转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他在讲课中常借历史上的外患抒发其激忿。一次，发觉有日本人来听课，联想起当时日本杂志曾发表《禹贡派的人们》一文评论中国学者的爱国志向，感到留在北平很不安全，遂决意逃离。1939年春，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时顾颉刚在该所)欢迎他前往的答复，遂携眷由塘沽乘英轮绕道香港、越南，辗转至昆明，任该所副研究员。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昆明，该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贝勒津刊本，韩先生常往阅读，并请人抄录了其中的《部族志》，开始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比勘，对古代蒙古部族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久，顾先生赴任成都齐鲁大学教授，经他介绍，韩先生也于1940年春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时该校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他和语言学家吕叔湘是主要研究人员。教学之余，有较多的时间专注于研究工作，两年多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其时后方生活艰苦，图书缺乏，研究条件很差，他却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一方面是凭借坚实的根底和丰厚的积累，一方面则是依靠无比的勤奋。1942年，他曾因过度劳累导致肺病发作，咯血不止，卧床数月，仍不间断其研究工作。1943年初，顾颉刚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主任朱家骅)，推荐韩儒林继任。这个委员会是1941年顾向朱家骅建议设立的，附在国民党组织部，任务是组织一批蒙、维、藏族人士翻译书籍，聘请汉族学者任编辑之责。韩先生遂从成都移居重庆，主持编译工作，并继续从事个人的研究。1944年秋，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遂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但因他擅长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其后又短期被请到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并兼任过独立出版社编纂，拟订边疆丛书计划。这两年间，他又发表论文十余篇。1945年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聘请他出任法学院边政系主任。1946年，随校复员至南京，仍任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学先后开设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课程，并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和中国史。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聘请他为该所的兼任研究员。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韩先生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学术委员。1956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经教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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