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
|
|
77年到1982年是韩先生学术生涯中晚霞灿烂的时期，这五六年间，他除主编《元史纲要》及百科全书元史分册外，还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其中一类是名物制度和史事考证，《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总结了中外学者的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和缺点，根据突厥文、波斯文、蒙文、汉文史料考证各部的名称、方位及迁徙情况，考述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该地区的斗争等史事；《元代诈马宴新探}从元代西域人、西域物品之多和波斯语的使用等史实，考明“诈马”一词来自波斯语jamah(意为“衣”)，与蒙古语jisun(只孙、质孙)同义；《唐代都波新探》据汉文史籍和突厥文碑铭资料，考证了都波、弥列哥、俄支三部的分布、官号及与唐朝的关系；《清代蒙古驿站》清代内外蒙古地图的部分考释资料，考证了通内蒙古各盟旗的五条驿路和阿尔泰军台、巡查卡伦站的所有驿站名称和方位。一类是讲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我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谈辽金元史籍中的译名问题》等篇，对研究元史与西北民族史的学者极有帮助。《元史纲要结语》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有元一代历史的总体认识，立论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公允，是他数十年研究心得的精当总结。
实事求是，是韩先生一贯坚持的学风。首先，他研究问题要求尽量掌握充分的材料，曾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上穷碧落下黄泉”，来说明搜集史料应有寻根究底的精神。如为了研究答剌罕之号。他搜集资料的范围上起南北朝，下迄明清，旁及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就元代此号封授情况及所享特权等问题，他搜集和分析了 二十多个事例，从而得出此号初以授对大汗及其家族有救命之恩者的结论。他的《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在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增益东西史料多种，进一步考明传说中的狼、鹿、天光、苍色诸因素揉合的过程及其与北族萨满教Tengri崇拜的关系。以及接触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后加进的外来传说。从而加深了对各族文化相互影响和古史传说附益追加，逐层增建现象的认识。其次，对所搜集的资料要求作审慎的考订，一名一事务得其实，方可作为写史立说的依据，否则宁付阙如或存疑，决不附会凑合成说。这种态度在他的第一篇论文《十三翼考》中就有明显表现。他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考证工作，但眼光并不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名物的训释。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在三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充分掌握材料，其次是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弄清历史的真实，最终目的是求得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前两步工作就是史学家的科学实践，没有这样的实践，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可见他是把材料的搜集、考订、分析和综合视为紧密相连的研究工作整体．以扎扎实实的材料为基础，以反映历史的真貌为宗旨。韩先生的学术实践说明，考证是求得历史真实的必要途径，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
实事求是的学风也贯彻在他培养新一代史学研究者，主持史书的编撰，以及史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指导之中。他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元朝史》的撰写，指导助手从基本的文献资料工作做起，如辑录各种史籍所载历代蒙古地区地名部族名及前人的西北史地考证成果，编制资料卡片和中外学者《元史研究论著目录》等。南京大学元史室完成的四十多幅蒙古历史地图和逾百万字的地名考释，订正了晚清西北舆地学者的许多疏误．填补了蒙古历史地理研究的大量空白；《元朝史》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取材广博和重视考证受到学界的好评。这正是韩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学风的成果。
韩先生特别重视扩大眼界，随时注意吸收各国的研究成果。他经常说，蒙元史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在一些方面，例如穆斯林史料和欧洲史料的利用，外国学者有比我们更优越的条件和更好的成就，所以最忌闭门造车。同时他又强调既要掌握他人所长，又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新的创造。他有一句常说的话：“人家会的。我们也要学会；人家不会的，我们更要会。”他的论文通常是先评介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未解决，在此基础上开始自己的研究。这样研究问题，视野阔，起点高，就能有新贡献。近几十年，我国的蒙元史研究者较之其他史学领域更为重视了解国外研究情况，掌握世界学术信息，哪怕在中外交往很不方便的年代也是如此，这与韩先生及翁独健等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60年代初，出版社就约请韩先生出一部论文集，于是先生着手整理旧作，进行仔细的校订。记得他在指导助手誊录《史集》有关成吉思汗十三翼记载的波斯原文时曾说：以前受条件局限，只有贝勒津的刊本可用，现在苏联学者已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