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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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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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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元史研究室，亲率研究生将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集中，其后陆续增加，建成颇具规模的专科资料与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独健、邵循正组成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订中、苏、蒙三国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协议；次年，赴莫斯科讨论拟定编写提纲，并举行了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的报告。他利用访苏机会深入了解苏联的蒙古史资料及研究情况，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译本等书，回国后给研究生作了介绍，教导他们研究元史须随时掌握国外研究动态，才不致落后于人。1961年，他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与历史组学者共同议定分工合作编选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分头撰写断代史专著。韩先生承担了此项高校教材建设任务中的元代部分，带领助手投入史料的编选和《元史纲要》的撰写。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项科研任务。50年代中期，按毛泽东的要求，由范文澜、吴晗、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进行到60年代初，因编绘边疆地区图的需要，邀请傅乐焕、韩儒林、冯家昇、方国瑜等参加编委会，分别负责东北、蒙藏、西北、云南地区。1963年暑期，韩先生带领助手移师北京，完成元史参考资料编选任务后立即转入历史地图工作。1965年10月，经乌兰夫提议，国务院任命他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虽已过耳顺之年，仍愉快受命，离南大赴任。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员召到北京，与西藏图组一起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加紧进行蒙古和西藏地区历史地图的编绘。“文革”开始，编绘工作停止，人员解散回校。不久，他从内蒙古回南大“参加运动”，所任职务自然被一并罢去。
“四人帮倒，十年乌云消，画皮剥去总是妖，喜看鬼哭人笑。七四岂敢云老，指日四化非遥。今朝书卷重理，鸡鸣再迎春晓。”这是韩先生于1976年10月填的一首词《清平乐一一庆祝四人帮垮台》。再逢解放，他已年逾古稀，而且有病在身(1971年发现患前列腺癌，做了手术)。但首先想到是重理书卷，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他和助手重新拟定了断代史专著《元史纲要》的章节，逐节讨论，加紧撰写。1977年，在他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创办了国内最早的专史杂志《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每年一辑，刊载本室及国内同行的专题论文，以富有特色和较高质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在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与翁独健等提出建立全国性专史学会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学科发展的倡议。次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两会的副理事长。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分别推举他为名誉会长、会长。是年12月，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被选为副主席。江苏省历史学会于同月成立，他当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撰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进行，他参与了编撰规划的制订，并受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主编。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批博士点的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
50年代以来，韩先生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工作和培养青年研究人才，同时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文革”后，他更以百倍热情投入研究工作，除主持编撰《元史纲要》(后改名《元朝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等项目和指导研究生之外，还连续发表十余篇论文。他以老病之躯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终于在1982年冬旧病复发，多方救治无效，1983年4月7日与世长辞。
40年代是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四个方面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蒙元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的名称》、《爱薛之再探讨》等十数篇论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诸碑的译注外，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突厥官号考释》、《唐努都波》等篇；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与宦族》、《吐蕃古史传说研究》、《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著有《西北地理札记》、《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清代中俄交涉史札记》、《女真译名考》等篇。几个方面的论著都体现了他的学术风格：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语言学方法)，同时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直接利用民族文字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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