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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儒林的元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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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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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说。阔端赤为元代怯薛执事之一，《元史》误将它与云都赤并释为，“侍上带刀及弓矢者”，有学者以蒙语kotechi(意为向导者、侍从)释之。韩先生据元时“阔端”对音为koton／kotan，而元时音译非汉语词的规律，以-1收声之音节通常变-l为-n，故肯定阔端赤之原语必为kotolchi／kotelchi。《元朝秘史》有可团勒(kotol)一词，旁译“从马”，《华夷译语》注此词为“牵”，波斯语之kutal意亦为“从马”，显然来自伊利汗时代蒙古借词，据此可证阔端赤意即“掌(牵) 从马者”。音义既明，乃能依此线索发掘有关资料，对其职务、地位及相关史事作出全面的研究。
蒙古和女真名称的考释，也是韩先生借助语言学手段研究古代史上译名问题的范例。蒙古的名称自唐代始见汉籍记载以来。先后有三十多种译名，韩先生将其分析为五组进行考察。最早的“蒙兀”按唐音是对其原名Mongghol的完全译写，“兀”收声-t正对应于原名之-l；“蒙古”及其相类译名是从女真语转译的，而“盲骨子”“萌古斯”等则是其带后缀一。的复数形式，波斯／阿拉伯人将Mondlol误读为Moghul，明末人译为“莫卧尔”；洪钧、屠寄不究音韵，以今音读唐代之“蒙兀”，又改波斯人误读之原音迁就已见，杜撰了一个“蒙兀儿”的译名，而“儿”字辽代以后北方音渐变为er，可用来译写他族语之r音，但不用于译-l音，故此名绝难成立。女真之名始见于五代，据载“本名朱理真(Jurchin)，番语讹为女真。”(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但“朱”(照母)何以讹为“女”(娘母)，尚未有合理解释。据韩先生《女真译名考》分析，最早知道朱理真族并以“女真”译名介绍于世的汉人，应为契丹侵据之燕云一带人，故需了解其时方言中女字是否有特殊读音。虽无直接材料，但从教煌发现之唐五代间藏文音译佛经残卷中找到女字译为ji音，证以日语女字汉读jo，以及另一些方言，知此字除n-声母外尚与j一相近之声母；从音韵上解释，娘母鱼韵字在一定情况下声母韵母均会发生变化(n>nd，y>i／u)。据此判断，以“女真”译写Jurchin者，其方言必读女为nju，至于女真国号“金”的音译“安春”．据突厥语altun译作俺吞、蒙古语ahan译作按坦例，无疑应复原为alchun，盖金元至明代常以-n音译外来语音节尾音-l，而t变为ch是阿尔泰语系常见的现象。
如上所述，这个时期韩先生的研究以中西史料的校订和名物制度的考释为主，其所考突厥、蒙古、吐蕃等民族古史传说和部族、地理、官号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非烦琐考据。
50年代以后，韩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新时期，正如他在《穹庐集·自序》中所说：“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不仅要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经历了重新学习过程，他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新的进步，注意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时代背景等方面来考察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同时又保持着严谨求实、重视考据的学术风格，坚持根据充分、可靠的史料作出判断的科学立场，反对生搬硬套现成的理论。他在50—60年代所著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诸文，都是在细致辨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西藏自元代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韩先生根据汉、藏文史料，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辖吐蕃地区的各种制度以及十三万户的名称和地理，充分证明元朝对西藏地区实行了直接的统治。国内外对成吉思汗这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人物，历来褒贬不一，韩先生认为这种简单的毁誉不是科学的态度。他从当时蒙古高原各部争战、民不安生，并受金朝压迫的历史背景出发，论证了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大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处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蒙古贵族以掠夺为荣，对邻国进行大规模、残酷的扩张战争，给他民族带来严重灾难；蒙古征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复杂的，也要多方面作具体分析，例如客观上带来一个时代东西交通的繁盛，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大量确凿的史实上，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60年代前期，韩先生主持的元朝断代史专著、蒙古地区历史地图等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正陆续取得成绩，却因“文革”中断了。70年代初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恢复，他的参加和指导对蒙古地区图幅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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