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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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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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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表。这个计划前无古人，意在为中国回教立正史，其用意不可谓不伟，其艰难也一望而知。但他这种识见、创举，在学术史上是足以让人惊倒的。如果真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早日实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将是多么幸运。
佛教，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的宗教，陈垣对此研究尤为用力。先后刊布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以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大著作及若干篇重要论文。在近代学者中，可谓论著最多。
陈垣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四十年代，重点在佛教文献学、佛教工具书及区域佛教史等怫教史研究学科。《释氏疑年录》是一部通贯古代的佛教人士史料工具书，它不仅可以查考本来十分复杂的佛教人物生卒年，而且可以循此书所苹取的史料细索，探讨所需人物的生平及历史，示学问以门径，给研究者一导航。《中国佛教中籍概论》是从浩繁的佛教文献中披沙捡金，结合自己实际的研究与利用，甄取五十余种最具有史料价值、学术意义的典籍加以品评，明其源流，别其高下、抉发其价值。围绕历史与宗教，或考史，或纠谬，集评论与研究于一体，初学者可得而入，专攻者亦可大获而归。它为史学研究开了一条新路，也为佛教文献立了一门新课。《明季滇黔佛教考》及《清初僧诤记》主要是根据他从《嘉兴藏》中得到珍贵、独有史料，对区域宗教及地方宗教进行考论，并结合明清怫教发展的特点，探讨晚世佛教文化的走向。由于陈垣最清元明以来历史，因而能运用内外文献，尤其是文集、方志。碑版、杂交，包举万端而又融会贯通，论教阐史，自成一格。
道教，虽然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刊布于三十年代末，但他着手于道教的研究则始于二十年代。刊行于八十年代的《道家金石略》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时辑录的资料。《道家金石略》的辑录，在道教文献，乃至历史文献编纂上均有很高的价值和史学意义，它的编成，为本来十分丛杂的道教史料提供了一份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在《道藏》内外，没有一部书有如此高的史料价值。它出于道藏而超越道藏文献，集合了众多文集、方志碑拓中的严肃史料，让人第一次感受到，历史上的道教并不全是自弘其道，难测其实，而是具有自己真实而又光辉的历程。陈垣对道教史料的建构与搜集，超越了古今道教研究的成就。他据此抽绎而成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一份由史料积累到史实勾勒的积极成果。“新道教”的提出为道教史料的发展提供了辉煌的一页，尽管是逝去了的光辉。这样，把备受忽略的道教史研究推想了热闹的学术天地。在陈垣所耕耘过的宗教史领域中，他对道教文献的搜寻是最为用力、最为成功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是他的积极推动，使道教史研究寻找到了可资依靠利用的史料基石。他作为道教文献史料的建设者和道教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将永远为学术研究界所认同。
二
以上综述了陈垣宗教史研究的成果，下面探讨其特点与方法。我们认为，陈垣宗教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归结到理论上讲，就是创建并发展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宗教史学。这一点，早在四十年代初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已经提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颇，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前此，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撰序，也以陈垣史学继承钱大昕，超越清人，直接宋代。而此则更接他五年以前论提，归结为陈垣的超越在于构拟“完善之宗教史”。陈寅恪不拘佛教，从整个史学加以阐发，其标论之高，令人钦敬。具体研究陈垣的宗教史论，也足印证陈寅恪之论略无不当。今就陈寅恪序更进一步申论。所谓宗教史学，实际上是以治历史的方法研究宗教史，把宗教史研究归结为历史研究之一端。这在今天，似乎已不必究论，但对开拓者而言，这是一种突破，因为自来宗教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在正统学术史上，从未见过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跨越到“异端”之宗教研究领域中。所以，自宋以来，史学家不仅不知宗教，而且处处在辟佞。这佞妄之本就是各类宗教，即陈寅恪先生所述之“意执之偏颇”。而陈垣首先放弃了这种对宗教的偏见，并视宗教研究为历史研究之一域，以系统、全面的研究开创了20世纪的“宗教史学”。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陈垣的宗教观及宗教思想，以认识其“宗教史学”。过去不知是回避还是否定，大多数学者竟不提陈垣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他早年信教是一回事，晚年加入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人有信仰，并发生改变，都是常事。不然陈垣早年何来“上帝呵护之灵”、“我主耶稣”之类的言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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