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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以臻现于多方创获之“果”。
  诚然,陈垣宗教史料得以大量采获,也有得力于时代之赐。以佛、道两藏为例,自来只有少数教内之士知悉接触其书,学界罕有寓目者。“读藏”成了不少学者的一种奢望,有清一代,也只有钱大昕、严可均、孙星衍、刘师培等人有过这种幸运,大多数只有看过零本残册的资历。生于晚清民初的陈垣,较之他所景仰的前辈,大大幸运了,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过:唐玄共有三藏,我备有四藏。推测起来,此话不虚。因为《道藏》在1924-1926年印行,《大正藏》也于1936年结集,当时看到龙藏,永乐南北藏以及高丽藏,频伽藏也不足为奇,自然这是学术时代的幸运。陈垣很好的利用了这一时代之赐,并以卓越的成果回赐了时代。
  其实,在当时能触及到新印各种大藏的在学界也居少数,利用者更是寥若晨星。但陈垣不仅能披沙捡金,而且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于搜集挖掘史料上更上层楼。他足迹遍天下,登私藏,检公库,搜孤本,探秘书。苍天不负有心人,许多良机接踵而至,无数珍品,一经触及,即拂尘扬卷而出。象事涉康雍乾嘉四代的天主教史事,陈垣也从清宫档案、嘉兴藏语录中独发其秘,可谓让人称奇。而《嘉兴藏》这样大套的史料,其中孤本语录达两百多种,三百年来,无人知悉,虽得之考释的艰难,但对他论著的撰成,史事的发明不可谓不大。人们总是羡称敦煌出土之富,甲骨文发掘之奇,其实,像嘉兴藏这样系统珍藏一类文献,貌若出土,其价值、作用于佛教而言,也不在敦煌、甲骨文之下。陈垣契机加以开拓并利用,既长成了其学术成就,也为这些史料彰幽阐微,点铁成金,进而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因此,陈垣在宗教史料发掘上既导夫先路,又收获颇丰。同时还襄成了在宗教史学上的独到造诣和开拓之劳。
  固然,由于时势、机遇乃至地位,新的宗教史料日曝于陈垣眼前,但他对固有史料的把握也至巨至微。从而,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方法的造诣,始得开拓出一条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灿烂之道。

                    三

  处于开拓期的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十分幸运,不仅有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师全力投入,还有为数更多的杰出学者同样关心宗教史学的建设,把陈垣视为同道,备加推崇的陈寅恪也对宗教史研究颇为投入,并且硕果累累,为史界所景仰。
  由于时局的艰难和健康等原因,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不如陈垣那样系统和广阔地表现出来。他的宗教史研究仅在中古佛教和道教之两大领域中进行。但他们在宗教研究中互相引为同调,并有许多契合之处,尤其是都以常有的历史学方法,如考辨、目录、文献等为手段,将宗教纳入学术研究范围之中。陈寅恪有关宗教史研究的论著虽然有限,但与陈垣相比较而言,论高旨约,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与特征。
首先,他们的着眼点不同,陈垣所注意的是对历史上诸种宗教形态及其发展史迹的勾勒,以表述其存在,即着眼于历史的真实,以改变那种漠视、回避甚至让宗教滞留在迷信、虚幻状态之中的历史。陈垣的探讨,让我们在历史的视野中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史料,从而使宗教也进入历史的范畴之中,使历史也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显现。陈寅恪则不然,他着力的是佛教,尤其是中古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的联系,以之寻找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重构、创新,归根结蒂,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交流,进而探讨宗教与政治、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把宗教,尤其是中国佛教视之为一个丰富、多层的学术世界,必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进而论证出,佛教在传入以后,在文化之中的影响力及关系等。如他论佛典与四声问题,这不止是一个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是对佛教华化后与文化的新融汇以及佛教对汉文化的推动力。人们都熟知陈寅恪十分关注汉译佛典,尤其利用其外语所长。但透过这种具体表征,实际上他所关注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力及接受度的问题。因为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智慧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已有高度的繁荣期,并自成体系、特色。与此相应,中华本土文明的创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地开拓,一种上升期文化与成熟的异质文明的交流的场面如何,其后来的发展怎样,正是处于五四以来异质文明对中华本土再一次冲击给陈寅恪所带来的思考。因而,紧扣文化的脉搏去把握陈寅恪的佛教研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出的“学术宗教恒与地域及家庭有关”这样一项原则,可谓是一种深深的文化思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秉此理论观念的具体阐发在各种论述中,因而只了解其具体的宗教史研究,并不足以明白他对宗教史的论断,因为时代不允许他作专门的文化史阐述,他对宗教史的阐述既是一种自觉的,又是一种不系统的表达。虽然他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读报告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表述了他对儒、佛、道三教的看法,但其考察的重点仍在从系统继承上论道佛的演进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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