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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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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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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形于论著之中？更遑论他与天主教名士马相伯、英华之相知相近了。以主掌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之职而不奉教，那才是难以征信的悖论。显然，他也是一位东传基督教史上之李杕、吴历，20世纪的司铎。他后来的业绩较之李之藻、杨廷筠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奉教经历倒类似于天主教中的许缵曾。 表彰出陈垣曾作为一个奉教者并不是一项艰难的事，其实更有利于探讨他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上的贡献。正是因为有过信仰经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更应该研究宗教，以体察宗教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信教的经历及体验，也更有助于研究的把握，不至于隔靴搔痒。这大概也是陈垣宗教史研究得力之点。
当然，曾经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并没有把陈垣圈在宗教信仰的道路上。他在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宗教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主张信仰自由，不排斥任何宗教，他在《胡注通鉴表微·释老篇》中论道：
信仰贵自由，佛教不当辟，犹之天主之不当辟也。
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次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袄、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居，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据，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故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鲁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矣。
这段话，足以表现陈垣后期的宗教观。藉此足以说明，陈垣的宗教观与宗教史学是相一致的，信仰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治学的障碍。
陈垣宗教史学最具体表征是运用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宗教历史，如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辨伪学、金石学，无一不被娴熟地运用至其中来，因而获得超乎一般的成就。
其实，对宗教进行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的真实性及成果的难以利用。要求得历史的本源，必须去掉宗教发展史上的迷雾与障碍，而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正是探得历史真相的利剑。陈垣之所以能在宗教研究史上一举成名，并且备受历史学界的重视，除了其良好的史学素养外，史学方法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移植与开拓居最重要的一面。如年代学是历史学家的工具，陈垣在年代学上创获了《二十史朔闰表》这部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又难而及回回教，成《中西回史历日表》。用之佛教，则撰为《释氏疑年录》。这些都是年代学的新收获，又是宗教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又如，他延续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希冀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研究中建立各宗教各自的目录学著作，构拟了《乾嘉基督教录》、《中国回教志·经籍志》，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部继解题体传统，而又融汇考据学成果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一部专论之后，都附有《引用书目》，这在二三十年代较为稀罕。他这样作，能给进一步研究者提供指南。再如他发表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可以说是宗教考古学的先驱。
下面试以金石学为例，谈谈陈垣宗教学研究中对此的利用。我们知道，金石学是宋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史学，以考校金石文献，结合史籍史料研究为特征，发展到清代，金石学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也走向了末途。陈垣虽非以金石收藏著称，但他最擅利用，充分发掘金石文字证信的特征，以之考史，借其明事，以非凡的识见，时创新见。他的《开封一踢乐业教考》即先叙碑文，再引史料，互为比勘，左采右获，疑义顿释。最能代表他利用金石和宗教研究相结合的是《道家金石略》的纂集。这部著作虽刊于后世，但发凡起例，资料积聚均为陈垣初定，且增补者也与原辑相别，因而以之作论，也无不当。《道家金石略》实际上是以道家道教之名，循金石学之路，以碑拓为主，积聚道教史料。既破了道书之杂，以碑拓为主，集录文集、方志中之碑拓材料，如苍海缚龙，气势非凡，又不为金石所约，求古缀残。大大更新了金石学的内涵，又为治道教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此外，他对档案的利用，语录的采择，都是前无古人，这些传统与新兴历史学方法的运用，为他宗教史学的建立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因而，他的宗教史研究成就，也突破了宗教史领域，而有贡献于整个历史学研究。换句话说，宗教史研究的创立与开拓，也为历史学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学术乐园。只要积极地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掌握宗教发展的特征，宗教史的研究是一个富于生命力的阵地。
如果说传统历史学方法的利用为陈垣宗教史学的创立提供了工具，那么他对宗教文献的清理则为他发展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场地。用佛教的话说，有了研究宗教之人这个“因”，而获新史料之接触这个“缘”，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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