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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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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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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
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古稀”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按新的词汇说，也许这可叫做专业方面的一段“心路历程”吧！
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抵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80年代中期以至90年代连续的若干年中，几位随我攻读学位的学生，不约而同地把博士论文选题都定在北朝时期，前后有八名之多。他们各定一题，都有问题要与我讨论，其中好多问题我都没有现成答案，这逼着我跟他们一起读书思考。他们每篇论文都有立意、取材、定范围和题目、分层次和章节等等的多次反复和修正，甚至有时推倒重来。我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作用。这样，自己也会发现一些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积淀日久，想花点时间把它们弄清楚。于是从三、四年以前开始，我干脆把手头的工作计划放弃，集中气力来攻一攻北魏问题。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园地，一混就是几年了。
教书是我的天职，我也喜欢教书，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并且经常从中受益。我很想多开一点专题研究性的课程，这一来是系内教学的需要，二也是为了逼着自己多研究一些问题，出一点研究成果。我明白，自己毕竟已是午后三四点钟的“太阳”，不能没有自伤迟暮之感。秋后的蚂蚁，还不快蹦几蹦，怕难得再有机会了。80年代以后，我匆匆忙忙地开过魏晋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专题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吴史导读等课程，还准备开《颜氏家训》导读课程。90年代初，一场病打断了计划，以后的工作节奏不得不作适当调整。
开专题研究课是个苦事，也是个乐事。要开出一门新课，得先准备好十个八个题目，有基本资料，基本见解，基本结论，也就是说得先有若干篇论文素材才行。课程每一讲总得多有一点新鲜之处，大体上要能自圆其说，经得起学生们听、想、问，使他们觉得有所收获。这首先是自己逼自己，苦就苦在这里。有的问题，讲过以后觉得破绽很多，或是资料过于贫乏，缺乏新意，并不成功，不免懊恼得很，干脆放弃算了（也有的问题，放弃几年之后，回头再捡起来，居然又能弄出一点名堂）。有的情况比较顺利，课堂讲过，自觉理直气壮，学生听来也兴味盎然，课下还找我讨论。这对我来说就像是通过了答辩一样，增强了信心。这种情况，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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