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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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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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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不过真的出手，最早也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一般说来是出不了“急就篇”的。这就是乐的所在。后来结集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多半都是这些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东晋门阀政治》的一部分内容，也在出版以前所开课程里讲过。那时周一良先生、祝总斌先生和我，研究领域很接近。我和祝先生希望周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做研究，周先生说：“还是搞松散的联盟吧！”周先生一锤定音，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我说，三人行，都是我师。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
80年代中，我感到还有一点新题目，新思路，能开出一些新课程。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成果虽然不算多，但日子过得比较充实。不过，研究的内容通过课堂检验并发表以后，要把它拿到课堂重复去讲，就觉得味道不如以前，讲的人和听的人感觉都不会好。这就逼着自己再去作新的试探。那时真是想用这种办法找回一点过去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在早二三十年开始能有这种条件，自己有拼博精力，经过积累，也许成果会可观一些，如同师辈们学有所成都靠中年积累那样。但是岁月不饶人，到了就衰的年岁来补课，要想焚膏继晷，跑跑颠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不大可能了。也许我还可以掉转头另走一条路，如做点二手性的或其它的什么什么工作，但又觉得这毕竟不是自己志趣所在。因循几年之后，我终于跟着学生学位论文写作，一起走上了探试北朝史的路子。只是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缺乏创造力的时候，已是上面所提及的需要调整节奏的时候了。
铺垫一番以后，该回到“我与拓跋历史研究”这一主题上来了。研究拓跋史，谁都会有资料奇缺的苦恼，没有资料，问津的同人自然就少。积累的成果与别的段落相比自然就不丰富，要在这里抓出新题是困难的。有时读书偶有心得，觉得可以下手，但经过反复检索，往往发现某位博学的前贤已经使用过这个资料、探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我置喙的余地了。摸索了一年，我才抓住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新鲜，它无非是一个野蛮人忽然做了皇帝，采取了野蛮手段作为巩固皇统的措施，如此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着于自己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我记起捕鱼人沿溪而行的故事，前面会不会忽然出现一片桃花林，把我带进豁然开朗的境界呢？当然涉入这一民族领域的问题，我缺乏必要的民族学素养和知识积累，眼界有限，这是我始终感到踌躇不安的。
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首先还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的缘故。这就更需要我们有敏锐眼光，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难得材料。历史毕竞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我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
在这方面最让我引为榜样的，莫过于陈寅格先生在纷乱如麻、无从入手的周隋之际历史过程中看到了一根他名之为关陇本位政策的粗大线索，使这段历史得到理论性的阐释；而且以之向纵深方面延伸，构成贯通北朝到隋唐历史演进的系统。这真是独具慧眼，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手笔，大学问。尽管经后人几十年的运用、推敲，觉得关陇本位政策问题还有不完备、可议论、该修正之处，但这正是学术发展后浪推前浪的正常情况，不影响这一理论的价值，不影响它推动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前无古人的作用。我曾见到过对此说基本持非议的文章，但又觉得其立论并不能完全脱离此说的影响。陈先生的学问从整体上说来到现在为止还有其不可企及性，我并不奢望在拓跋历史研究中一下子找出相当于周隋之际历史线索那样的大发现。眼前学界还看不到这种前景。但是我们有责任宣传史学贵在创新。如果把学界力量，尤其是中青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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