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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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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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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是人与文化合为一体的问题。或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哑然失笑，这岂不是常识吗？然而，我们却经常在常识上出问题，在历史学领域藐视对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物研究不属于学术范畴，因而抽掉人的经济、制度、法令条文的皮相描述，不是到处蓬生吗？在这一点上，毛汉光先生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在《序》中指出：“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瞭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研究士族，分析士族社会的变迁，以此考察魏晋隋唐时代，可谓得其要。
本书共有十二篇，分为“总论”四篇，“分论”八篇。
“总论”四篇，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分，中古家庭的变动和中古士族的演变。这四篇，作者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政治进程作了一般性的概论，描述士族在此政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并定义划分社会阶层的几个基本概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成分作了颇为细致的量化分析，用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士族的产生及变迁，阐述士族社会与士族政治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士族理论，统领全书。就作者的意图而言，“总论”应是全书的基础与灵魂。
“分论”八篇，是在“总论”理论框架内的展开和补强。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将西方政治学的党派政治与区域集团等理论用于具体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考证建立学说的先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集团”说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弟子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中，窥见其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嬗替的精彩论述。受此影响，万绳楠先生也发表了论文《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1期），提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分析其势力消长。较陈寅恪先生所谓曹魏为寒族、西晋为士族的区分法，要细致合理。毛汉光先生吸收他们的成果，在第五篇把研究扩大到魏、蜀、吴三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比较全面。当然，毛先生的着眼点，在于说明“单士”和地方豪族如何通过仕宦之途上升为士族，这个问题贯穿于全书，故后面几篇也围绕此主线展开。
第六篇，统计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中，士族、小姓和寒素所占的比例。第七篇则围绕唐高宗禁止陇西李、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清河崔、博陵崔、赵郡李等五姓四十四子相互通婚，亦即“禁婚家”展开，罗列这些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分析唐朝修士族谱的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第十二篇关于敦煌文书中两件唐代士族谱残卷源流及修谱原则的论证。
第九篇统计唐朝十八个士族成员科举与仕进的情况，指出晚唐时期的政争，实际上是士族之间的争执，而不是武后以降新兴进士或中晚唐新进寒素进士与旧门第之间的互不相容，李德裕一党反对的不是进士第本身，而是进士的浮华风气。陈寅恪提出，牛李党争是寒素进士与旧士族之争，牛党拥护科举，李党反对。此说在唐史学界影响甚大，但实证薄弱。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此问题，傅璇琮等大陆学者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很值得参考借鉴。
第十和十一两篇，作了琅琊王氏和兰陵萧氏两个士族的个案研究，主要是统计这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兼论其为人处事的风格。王氏的考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萧氏则为隋唐时期，相互衔接，可以反映士族政治至唐不衰的一个侧面。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在中古社会史的把握上，毛汉光先生以士族为纲，以数理统计为基础，通过世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兴衰，揭示魏晋南北朝巨大的社会变迁。
关于士族的盛衰，士族门阀政治存续的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最主要的有两种观点，亦即认为士族门阀政治盛于两晋，而衰落于南北朝；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隋唐仍属于士族政治时代，中晚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作了许多论证，反复辩难，推进了士族研究的深入。然而，辩论双方长期争论，却始终处于平行线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上颇有缺陷，亦即各自选取有利于己说的史料，拼辍整合，而没有对魏晋隋唐的士族进行总体的实证性评估；在具体考证上，又没有把史料作同时性和非同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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