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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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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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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除了这部分统计需另外探讨外，隋唐时代的统计说明，士族政治的局面依然维持。对于前述大陆史学界关于士族政治的争论，毛先生的研究做出了明确地回答，今后如果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都不能回避毛先生构筑的平台。也就是说，必须有宏观统计的基础，哪怕是重新进行统计，也不能再用不完整的史料来立论。
三
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运用于人文学科，并不容易，绝非加减乘除或者更加复杂的数理运算就能够进行。人的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表面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却必须进行定性的分类，才能够成为统计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定量进行定性。这个过程，存在着许多歧义，需要历史的判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文科学一旦运用数理方法，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历史学界就没有历史学家立足之地，只要请来几位数学家就可以了。祛除数理术家对 人学科的傲慢与偏见，才有社会文化的繁荣。
就本书而言，统计的基础是有疑问的。
首先，是数据选取的范围。毛先生以正史有传的人为基础，从中统计出士族所占的比例。这项工作虽然繁重，但也只能是典型分析，不能视为总体分析。因为史籍收载人物有其特定的标准和限制，收录的人物有限，因此不会是客观全面的。在此范围内，不管统计的人物有多少，都跳不出古代修史原则所规定的框框。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只有相对的准确性，可以作为理解一种趋势的参考数据。
正史收录的人物，以中央官员为主，难以反映出地方的情况。地方州郡一级官员，对于研究王朝人事极为重要。岑仲勉《隋书求是》大部分篇幅为隋代总管、刺史的考订，郁贤皓《唐刺史考》则是唐代刺史的专书，将来有志继续研究士族政治者，以这两部著作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必能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
而且，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碑铭墓志不断发现增多，提供了不少新鲜史料。毛先生在专题研究上，大量使用墓志材料，但在总体统计上，似乎未加统计。而且，书中对统计的原始数据未加说明，所以，我们对其统计的基础不清楚，也就难于放心利用统计成果。
其次，是对于数据的时间处理。本书大约以25年，亦即一代人为一个时段，将710年细分为27期，无疑是想让统计更加精确。对于为什么要区分为27个时段，书中有长达6面的介绍，然而，对于最为关键的史料数据如何准确判定时间，安插于这27个时段，却没有说明，故其统计结果，无从检验，我也只能根据这一时代史籍的基本情况来评论。
我们知道，正史处理传主的家世，一般在传记的开头作交待，述及其籍贯、数世先祖，文字极为简练，时间记载往往笼统含糊，有些人，我们可以参照别的传记、本纪等，对其活动的时间进行考证，但相当部分是无法确证的，即使有碑铭墓志可资利用，也难究其详。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数据作准确的时间处理，以适应作者25年一期的时段。而且，有不少官员的活跃年代，跨越几个毛先生划定的时段。因此，硬要区隔出这么短的时段，统计上应该会有不少重复统计和模糊统计。就中古时代而言，官宦士族在史籍中留存的人物多，时间长，而起自社会下层的政治人物收录少，骤兴骤衰。故本书对士族的社会统计，应该是高估的。所幸在总趋势上没有乖离。
在不完整和不确定的史料面前，相对的精确往往有较高的可靠性，绝对的精确则只有相对的可靠性。对于数理统计而言，实在是令人头疼的迷宫。作者如果不拘泥于自己设定的一代人时段，而取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做更大时段的划分，研究的结论也许会更可靠，更有意义。例如，西晋约50年，书中划分为两段，以“八王之乱”以后为一段。其实，从司马氏收罗世家望族立晋，其用人原则至惠帝相沿无改，“八王之乱”时，朝廷已失权威，宗王称兵，招降纳叛，任用附己，皆如流星，转眼即逝，这场贵胄大族的内讧，并没有树立新的用人原则，也没有社会阶层的兴替，看不出有划分为两期的必要。隋朝37年，书中合为一期，但隋文帝统治的24年，严厉镇压北周关陇集团权贵；炀帝则重用南方士族，用人路线颇有变化，倒是可以分为两期。在研究上，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能先决定研究方法，再拿研究对象试刀。
四
数据的处理，与对历史的理解颇有关系。对数据的正确分类，决定着统计的成败，而这项工作反映了学者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学养。正因为如此，所以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成分，也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引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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