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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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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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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所谓的“中央化”，骨子里就是“官僚化”，这是以三代祖先的官阶决定士族与否的标准理所当然推衍出来的结果。看来，毛汉光先生太注重当官的经历了。
而且，其选取的十姓十三家都是士族，不能够说明“寒素”通过“中央化”上升为士族的过程。况且所统计的都是名牌士族，尚不足于说明士族整体的情况。就统计而言，取材是片面的。
从人员的流动，动态地把握社会的变迁，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从自己设定的框框中跳出来，将视野从官僚化这类政治史的问题拓展到社会史的层面上考察，倒是可以发现一个隐蔽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国家统一的深层次发展，中央建立起文化主导权，并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增多与繁荣，士族不由自主地从原来聚居的地方不断向城市迁徙，先是经由科举投身国家政治生活，而后更多人迁居城市，构成城市的文化阶层和生活消费群体，长年累月，与原籍地的宗族渐行渐远，完全城市化了，也就再也没有能力通过城乡呼应来影响政治，从而根本瓦解了中古时代士族的政治社会根基。城市化的士族依赖国家生存，构成国家官僚队伍；乡村士族因为上层精英分子不断被吸往城市而弱化，难以左右地方政治，成为乡绅。这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展开的渐进过程，虽然缓慢，却造成质变，构成唐宋社会变革一个重要的方面。魏晋士族因扎根于乡村而强盛，至唐代因城市化而衰落，构成一部士族政治兴衰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外撰文予以考察分析。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提出的问题是严肃的，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就触及到魏晋隋唐社会史的核心，值得我们再三深思，不断探讨。基于不同的理解，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毛汉光先生及诸位方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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