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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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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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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提出独特的标准。他把统治阶层的出身分为三类：1、士族：“采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以外，还添加凡史书皆称大族者”；2、小姓：“包括所谓县姓、地方酋豪、地方豪族等”，“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依本文之定义，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需经过小姓这个阶段”；3、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其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 除了士族为学界通用的名词外，其他的小姓和寒素，都是毛先生的创新。
颇具社会影响的家族成为士族，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祖先世代官宦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文化要素也必不可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官宦加文化，是成为士族的必备条件。对此，毛汉光先生在理论上是赞同的（见第四篇第四节），但在具体运用上，却往往去掉文化的条件，在划分成分时，一再使用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为标准（第二篇第一节和第六篇第一节），以使得士族统计的面达到一定的数量级。这样做，在数据选取上标准明确，方便掌握，符合理科的要求。但是，“士族”却沦落为官僚“仕族”。“士族”和“仕族”大不相同，可资说明的事例俯首可拾。西晋宰辅贾充，先人做市魁，父亲贾逵为魏朝重臣，任豫州刺史，贾充助司马懿篡魏，女儿为晋惠帝皇后，岂止“三世中二世官居五品”，然而，当时人并不以其家族为贵，庾纯当面嘲笑贾充先人出自市井（见《晋书·庾纯传》）。研究者也未曾将贾氏列为士族。南朝权臣想当士族，求助于皇帝，皇帝说我可以升你的官，却无法让你当士族，除非你自个儿得到士族的认同，于是，这些权要屈尊拜访士族，骄狂点的想混个女婿当当，谦虚点的只想能捱着士族坐坐，却都受辱而归。至于已经获得公认的名门士族，数代无人当五品以上官，依然家门不坠，仰慕者众，这种事例更多，不暇例举。崔卢李郑王的社会声誉地位，堪称无冕之王，崔民干，唐初任黄门侍郎官，不过四品，唐太宗修《氏族志》，宰相们公推他为第一等，引来唐太宗愤愤不平，硬压低为三等，次于第一等皇族、第二等外戚，可依然高踞众氏之首。琅琊王氏，当然是名门，高官辈出，但王筠对于时人美誉崔氏和应氏颇为不满，致书诸儿论家世道：“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文化与官爵的关系及其社会评价，颇可玩味。中古时代，由于强大的士族豪强阶层存在，官本位未能完全确立。故依官品甄别士族，只能得其形骸。钱穆先生《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5卷2期）指出：“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振聋发聩。
数理统计必然强调官位等外在形态，因此，就必须确立一些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标准。例如，本书第十篇就提出形成士族有三大主要途径：一是经过政治的主要途径，二是经过文化途径，三是经过经济途径，或由大地主、或由巨商大贾入仕。上面已经批评了将仕宦与文化分离的士族标准，至于第三条途径，则自惭孤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汉初抑制商人以后，贱视商人的观念深入社会，并为后代沿袭。以商人富足、巨商大贾入仕来否定贱商观念，以为是一种悖论，其实是误解。除了汉武帝为解决军费而实行算缗告缗等特殊时期，抑商主要是政治、文化行为，防止商人挟富干政，凌驾贵族。因此，“抑商”并非“禁商”，在汉朝，早就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书·食货志》），何况后代。商人可以富，甚至可以因为人治或腐败等原因绕过禁止商人当官的法规入仕，但不能获得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或社会评价主体的尊崇，前述西晋贾充就是明显的例子。商人可以富，官人可以有权，但不能获得文化上的贵。所谓士族，是尊（财富、权势）贵（文化、精神）的结合体。就士族形成史而论，兹以贯穿中古时代的天下名门弘农杨氏为例，发迹于楚汉战争中将项羽分尸的杨喜，封侯高仕，然而要到东汉后期的杨震出现，以“关西孔子”的文化声誉蜚声海内，才真正被公认为士族名门。这中间经历了数百年的文化积淀，而人们评论杨氏，基本上是从杨震这时候开始，也就是从其确立为士族以后，而不再追溯到十几二十代远祖，因此，士族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形成清浊的官人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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