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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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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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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区分，据以细分出若干时段；在空间上也没有区分不同区域，研究各自的特点。结果必然是以点代面，论证上脱离时空。在缺乏坚实的定量研究基础上做定性分析，必然随意性甚大，偏差甚远。毛汉光先生的研究，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对士族的定量分析，整体统计从东汉末建安元年至唐末天佑三年（196～906）710年间，士族在官场的数量和比例。即使在能够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今日，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统计，也很不容易，迄今已发表的论著中，这是最完整的统计。而且，他还在时间上作更加细致的区分，共分为27期，从49年到20年不等，以25年居多，也就是基本上以一代人为一期，在中古史研究中，如果能真正达到此标准，那是非常精确的。
根据这份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东汉末年以来，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一直保持过半数的比例。我们知道，东晋后期，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称为“寒门”、“寒贱”、“庶族”取代了士族，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士族拥立东晋皇室那般“王与马共天下”的盛况，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因此，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并不一定代表着社会革命。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拓跋族起自塞外游牧民族，其酋豪阶层不同于汉族的士族，但进入中原以后，北魏政权中士族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31%猛升至79.7%，非但不亚于有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的南朝，甚至比同期的南方政权还要高。
为什么南北朝社会政治基础迥异，却发展出相似的士族政治社会呢？这是我们面对上述统计结果时首先想问的，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作者的关心似乎不在于此，颇可惋惜。我以为关键在于魏晋以来社会崩溃，基层组织全面瓦解，在国家体制外普遍形成自治团体，如战乱时期广泛存在的坞壁及其演变形成的自然村落，这些基层组织掌握在强宗大族手里，他们垄断乡村，左右地方政治，其强大者甚至影响中央，使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都必须与他们合作、妥协，才能获得安定。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强势，就在于其扎根乡村，拥有大量的人手，且由于魏晋以来的学术家族化，使得强宗大族获得文化的声望和影响力，地方势力、经济基础和文化权力结合而形成的士族，使得国家重新整合统一社会时，首先要把他们纳入国家体制之内，而后要将国家权力渗透入乡村组织之中，这必然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逐渐质变的进程。面对国家分裂造成的社会现状，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不能不重用士族豪强以获得统治基础，这就是南北朝都大量任用士族为官的基本原因。
由此看来，士族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国家政权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统治方式与技术能力、文化上的向心力、市场交换的频度与交通、传播事业的发达等方面相适应。尽管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人治的政治，但是，人治不等于随心所欲的统治，也不能脱离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中国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发达成熟程度相适应。因此，士族把持的乡村社会不能在国家权力渗透下发生质变，则士族主导政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这种社会内部的深刻变化，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短期的、疾风骤雨式的暴力运动所能促成的。用“侯景之乱”或隋末民变之类孤立的暴力行动，举出若干家族衰败的事例，或者抽出几个单项指标就断言士族政治形态已经终结，那是轻率的。实际上，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只关注动乱和个别人物的兴衰，是用人治的历史批判人治的政治。更何况摘取时论为依据的方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故反对者也容易摘取一堆描述士族政治兴盛的时论展开讨论，使得客观的史学研究陷入主观世界，价值判断横溢，以论代史。与此相比，毛汉光先生的统计，更有说服力。
社会的变迁，必须通过生产形态的转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变迁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而实现，毛汉光先生的统计，证明了这个过程的长期性。整个隋唐时代，士族在统治阶层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高，隋朝为67%，唐朝“安史之乱”前为65%左右，“安史之乱”后仍在56%到89%之间波动，越是唐朝后期，士族比例越高。然而，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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