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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实问题

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68万顷。(6/50)
  《石渠余纪》以不大的篇幅记载了清代的重要典制,因所根据的是上谕奏折,而不只是转录《清实录》等官书而已,因此成为治清史的入门书。龙璋在光绪十六年刊刻《石渠余纪》时,作跋云:“右《石渠余纪》,闽县王文勤所撰,原名《熙朝纪政》,稿定后改今名。……此书于国朝掌故政事之大者,备举无遗,诚精且博。学者耻不知,今读此已得过半矣。”[29] 作者却将一书视作二书,且书名、作者也有不确处。
  最为典型的是,作者在叙述辽金元时期移民时,大量使用了《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本对辽、金、元时期的非汉族的人名、地名等擅自进行了大量改动。研究这一段历史,尽可能不要使用《四库全书》本;如果要使用,也要与其它版本或其它相关史料相比对,否则,有时就会不知所云,乃至出错。作者对《元文类》、《秋涧集》、《雪楼集》、《至正集》、《石田集》等一批重要而基本的史料,都使用了《四库》本,似乎是在尽量使用《四库》本,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太多的不应有的误会和错误。
  如作者引有“富珠哩翀《王公神道碑》”(4/556注⑦);又举述金代汪古人在中原当兵或任官的例证,其中有“锡里济苏于金末任凤翔兵马判官。见《四库全书总目·石田集》”(4/557注⑤)。所谓“富珠哩翀”、“ 锡里济苏”,都是四库馆臣对“孛术鲁翀”的窜改。他是元代有名的文人,《元史》有传,篡改后不知所云。又如:“蒙古人塔本默色任卫辉路(治汲县,今河南卫辉市)监郡,遂家汲县”(4/532)。据作者所注,出处是“王恽《秋涧集》卷51《李公神道碑》”。但此事并非出自《李公神道碑》,而是出自《秋涧集》同卷《大元国故卫辉路监郡塔必公神道碑铭并序》[30];“塔本默色”本作“塔必迷失”,亦四库馆臣妄改。
  对古籍研究的成果,作者重视不够。如关于明初移江南民十四万至凤阳一事,作者认为《明史》卷133《俞通源传》、卷127《李善长传》所言十四万为富民,误,并引朱元璋《御制文集》为据(5/45--46)。但黄云眉先生在《明史考证》中已用同样的材料作了考辨[31]。作者虽然又用《胡仲子文集》和《苏平仲文集》以证实,但所用基本、关键的材料一样,结论也相同。
  荆襄流民刘千斤部下再次于成化间起事,政府派项忠督战。项氏先招后巢,“发兵搜捕山谷,尽徙出之,发还乡者百十四万,编戍者万余人。”对《丛书集成本初编》本《鸿猷录》“百十四万”的记载,作者引用项忠的《报捷疏》和《抚流民疏》,证明“合计荆襄流民的总数当为‘百五十余万’”(5/381)。但《鸿猷录》有点校本,此处也正有校记,说“百四十万 原作‘百十四万’,据家刻本、李校本、刘校本改。《明史·项忠传》谓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余万人,与‘百四十万’之数合。”[32] 可以说,此条的关键处,点校者已经指出,而且还提供了版本上的依据。
  对点校本虽不必迷信,但在使用时最好能略加留意,做些比勘。至少,对前人已做过的工作,不必再费时费力进行重复劳动。

二 历史地理方面的错误

  地理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基础,移民更是与地理密不可分,离开地理就无法研究移民。所以,研究移民史,首先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的历史地理素养。
  作者在叙述唐代“西域胡人的内迁”时,根据“表3-3西域移民实例”(3/102-109),列举了到东土传教的教徒,其中讲到来自“睹货速利”和来自“于阗”、“于遁”等国的佛教高僧”时(3/83),特别注明“睹货速利”是“在今印度境”,“于阗”乃“在今新疆和田一带”,而“于遁”则“在今帕米尔高原以北”。但我们知道,“睹货”即“睹货罗”(Tukhara),也就是吐火罗。《大唐西域记》有睹货逻国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33] 其地约在葱岭以西、乌浒河(Oxus,即今阿姆河)以南一带。速利(Surika),即粟特,又作窣利,《大唐西域记》卷1“窣利地区总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34]也就是汉文典籍中以康国为活动中心的昭武九姓,他们的聚居范围大致在乌浒河与药杀水(Yaxartes,即今锡尔河)之间。睹货罗与速利是中亚南北相邻的两地,不是一地;其南境止于今阿富汗,而不是“在今印度境”。作者所谓“睹货速利”国,注云出自《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但该书校注者对此已注明,“睹货罗与速利在唐时一般分指两个地理区域,此处合而为一,不甚可解。疑有脱误。”[35]而本书作者在引用时仍将这两地视做一地,令人费解。于阗(Khotan),见于各正史及《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大唐西域记》卷12“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作者自注说:“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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