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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实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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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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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档案馆藏”（6/154注③）；征引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注其出处为“《朱批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6/391注③）等。
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说明作者并没有真正见到他所引用的这些史料的出处。倘确实未曾寓目，而又未标示其来源，读者如何能相信作者引用史料的真实性？又如何能相信依据这样的史料所得出的结论？对史料收集不够，理解有误，还都只能影响与这些史料相关的具体的论断；如果作者在引用史料时，存在上述态度问题，其所影响者可能就是全书！
（一） 史料理解的错误
本书作者对史料理解错误之处颇多，其中直接影响到对移民认识的错误就不少。
关于宋代秦州的内迁边民，作者认为“在庆历八年（1048年）前的数十年间，秦州……城外的居民及驻军已达几万家。”（4/51）他所依据的是尹洙《河南集》卷4“秦州新筑东西城记”。但复检原文，乃云“秦州自昔为用武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民颇附城而居。韩公作镇之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营几万家……以益城为请”。[4] 此处“几”乃“近”之意，指近万家，而非数万家。这就涉及到了移民的规模。此文作于庆历二年，所以不是庆历八年前的数十年，而应是庆历二年前的数十年，这又涉及到移民的时间。
再如作者认为“贞祐五年（1217年），由于蒙古军开始南下，宣宗诏附近人民携带粮食迁入城内，开封城人口开始大增。”（4/159）作者引用的是《金史·宣宗纪》，检核原文，此事系于贞祐四年十月甲戌而非五年，文曰“谕附京民尽徙其刍粮入城，官储并运之。”[5]只言运其刍粮，未及令百姓入城居住，则据此而得出的“开封城人口开始大增”云云，便有问题。
又如，作者说：“有时，还有一些蒙古平民自外地迁入河南，仅至元二十九年一次迁入益都（今山东青州市）耕田的拔都儿部畸零户便有347户。”（4/538）检《元史》，原文是“敕畸零拔都儿三百四十七户佃益都闲田”[6]。“拔都儿”是勇士、敢死士之意，是蒙古军组成部分，并非“平民”，也不存在“拔都儿部畸零户”。这至少涉及移民的身份问题。
关于元代色目人的迁移，作者列出“因入侍而迁移”一类，其中所举一例是：“回纥伯什巴里（即别失八里）人康懿公中统中来华朝见，由于有学问得到世祖器重，“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4/549）作者注明其资料出处是《雪楼集》。此书影印元刻本作“别失拔里”，不烦作者校改（“伯什巴里”乃清人妄改，作者显用四库本）。简单的几句，疏误之处却很多。（1）“回纥”之说，不见原文，显然作者以为“回纥”即畏兀儿。[7] 唐代回纥是元代畏兀儿的先民，但元代所说的“回纥”不是用来指称畏兀儿，而是“回纥即回回”。元代所说的“畏吾儿”一般是特指高昌回鹘，而“回纥”亦即“回回”是对今中亚和西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诸国各族人的泛称，二者地域、民族均有很大差异。本书作者将其误视为一事，势必会导致其所论移民的地域和民族问题出现重大失误。与此相关的是本书“畏兀儿人”一节中有“千夫长阿剌瓦而思”（4/560）。按，《元史》卷123《阿剌瓦而思传》说他是“回鹘八瓦耳氏”。“回鹘”即回回；此人系回回人，而不是畏兀儿人，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已指出。其子名阿剌瓦丁、赡思丁，也正是回回中通行的名字。（2）“来华朝见”之语不妥。“别石拔里”亦是中华之地。墓碑原文是“自其国来觐天光”。（3）“来华朝见”的不是康懿公，而是其孙大乘都（谥文敏）。另，康懿公是谥号，不是人名，此人名伯益赫。（叙述中舍名而称谥号，从一般习惯和作者在本书中的叙述习惯来看，都欠妥。）
有些句读的错误，也反映了作者对史料没有读懂，如作者引刘元鼎文，说“乐队演奏秦王破阵曲以及凉州胡、渭录要等来自中原和陇右的曲子”（3/225）。此应作“凉州、胡渭、录要”，是三个曲子而非两个。[8] 再如引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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