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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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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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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代俸禄制度初探》(《人文杂志》6期)、《五代十国封爵制度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4期)、《五代殿阁制度研究》(《唐研究》9卷)和《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0期)等文章。同是研究五代制度的还有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5期)和樊文礼《五代的枢密直学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71辑)考察了唐、五代和北宋前期此体系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知州体系权责转移的实质和再三兴起的“复藩镇”论问题。蒙曼《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北大史学》9期)定义了“准内廷体制”，提出了禁军脱离南衙后渐受宦官的影响和控制并以此奠定了唐后期宫廷政治基本格局的观点。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辑。以下简称《资料》20辑)指出宣宗一方面以“至孝”为掩护，竭力拉近自己同30年前已经驾崩的宪宗的关系，以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蓄意将穆宗以下四朝视为弑逆伪朝，从而给自己带上拨乱反正的光环，认为在宣宗善于纳谏、体察民情等小善的掩盖下，大中之治实际上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大倒退。任士英《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河北学刊》1期)指出唐时的流外官属于国家职官系列，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到明清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期)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的宰相为例，考察了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并分析了其变化。胡宝华《唐代“进状”、“关白”考》(《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中宗时开始的弹劾程序中增加“进状”和“关白”后，削弱了御史的自主弹劾权限。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4期)提出士族向城市迁移，使得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和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相关。严耀中《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1期)认为此二名皆带有鲜卑色彩，发端于北魏、北齐，承袭于隋，在唐初消失意味着鲜卑制度对中原政体影响的最后终止。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遣使的形式、使臣的职能等，以及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其他有关唐代制度的还有张艳云、宋冰《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从<唐宝应元年(762)闪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罗恺、毛广礼《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贵州文史丛刊》4期)、卢民华《试论唐朝的文官制度及其作用》(《黑河学刊》4期)和杜文玉《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1期)等。
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期)论述了开元前期宰相任期短促的原因和李杨与高力士的矛盾。侯旭东《<文馆词林>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期）全面考察了这则仅见于《文馆词林》卷691的隋文帝敕。任士英《唐天宝六载王忠嗣之狱发微》(《研究》2辑)认为皇帝的意志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并反映了玄宗天宝时期中枢政局的基本特征。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许昌学院学报》1期)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是朝廷有惩于先前宾主在朝结为朋党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田耕宇《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不同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刘高勇《玄武门事变中力量纠合的文化内因》(《南阳师范学院学报》8期)将玄武门事变置于唐初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中探求事变双方力量纠合的原因，并认为文化取向的不同也是导致中间力量李元吉倒向李建成的深层原因之一。胡可先《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此年的制科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汇点，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也涉及唐代文人对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其他有关政治事件的还有吴建伟、李小凤《论中唐前期李晟、张延赏营妓之争与将相交恶》(《宁夏大学学报》3期)、张铁夫《唐顺宗被杀辨》(《史学月刊》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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