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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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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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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系统研究了隋唐五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地区各国各族间关系的发展，如隋唐伐高句丽、渤海之立国等引起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尚德抑武、和平共存的思想对地区合作、安全与国际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论述了凉州和瓜州二府建制的演变。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避讳特征、书写格式、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驿路置废的时间、西州岸头府等军政机构名称、人名头衔等,考查了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自永徽二年以后在《沙州图经》的基础上,历经武周,直至开元初,按照律令在不断修纂。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李浩《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2期)等。
礼仪、礼制研究方面。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通过讨论通婚书的形式和内容及这些内容的实行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探讨了中古时代的婚姻程序与古礼的区别关系，并对男到女家的婚姻形态和拜舅姑礼在唐代的落实过程作了进一步推断，为多角度认识中古婚姻的特色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明。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人的礼制统一过程极其复杂，并非简单地南北选择或郑王选择，其原则是“稽周汉之旧仪”、“考图史于前典”和“因时制范”三点。
法制史研究方面。史睿《唐代外官考课的法律程序》(《文津学志》1辑)分州校考和省校考两部分厘清了外官考课的基本概论和程序，复原了考状、考解及地方政府功曹关、牒等考课文书的样式和功能，并且从立法角度来看待考课制度的运行。潘春辉《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集〉研究》(《敦煌研究》5期)在对文书校录的基础上，对其反映的唐开元后政府政令效力问题进行了探讨。黄书建《〈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认为唐代统治者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其他还有明廷强、张玉珍《试析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齐鲁学刊》3期)、解梅《P.2754〈唐安西判集残卷〉研究》(《敦煌研究》5期)和陈永胜《〈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敦煌研究》5期)等。
“唐宋变革”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4期)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中日学者有关唐宋变革观论据的分期理论和主要观点及对唐宋社会历史研究的影响。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期)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中日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6期)所论内容亦属“唐宋变革”问题。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朱雷《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鲁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指出“差科”按户等一年计日征敛，其对象过于租、庸、调之征敛对象。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期)认为“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税草和税柴等，“地子”原则上由土地拥有者交纳，其税率约为亩税8升。同作者还有《隋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中国史研究》1期)。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期)认为其原因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且重在杂税而非正税。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期)重点分析了唐与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同。有关税收的还有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期)等。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期)利用吐鲁番文书考察了在西域地区实施租庸调制的情况。李并成、吴超《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期)推测了给粮对象、给粮标准等。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期)、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期)、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和缪坤和、杨华星《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思想战线》5期)等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隋唐五代财政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工商农业研究方面。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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