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0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 |
 |
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
|
|
五、文化艺术、社会和宗教
文化研究方面。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史学月刊》6期)指出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点，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朱海《唐玄宗御注<考经>考》(《资料》20辑)梳理了玄宗时整理《孝经》的详细过程。肖世民《论唐代官学制度》(《唐都学刊》4期)认为唐代官学不论是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都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相应，万军杰考察了唐代的乡里村学(《论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5期)。于赓哲《唐代的医学教育与医人地位》(《资料》20辑)考察了唐代医学教育体系和医人地位，认为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已开始更多地关注医学，意味着儒医已初露端倪。乜小红《唐五代敦煌音声人试探》(《敦煌研究》3期)和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1期)考察了两种身份的人物。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研究》(《敦煌研究》1期)尝试了敦煌文字文本与天水隋画像石图像本对照研究的方法。刘永明《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期)考察了历注内容充实发展的过程和历日流行、对生活的渗透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李浩《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文史哲》3期)阐述了“诗赋取士”的合理性。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陈德弟《五代时期后唐官府藏书事业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顾向明《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期) 等。
关于士人群体的研究。金宗燮《五代政局变化与文人出仕观》(《唐研究》9卷)在考察五代文人天子观的基础上，指出五代王朝的频繁交替使文人不能绝对地效忠于某一个天子，他们并不重视王朝的交替，却注意到官僚的功能是安养民众，此种观念使当时王朝的交替对文人阶层没有带来太大影响。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的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73辑)分析了量移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唐代政治斗争的关系和贬谪士人的心态。张再林《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中唐至两宋，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从“才子”经“浪子”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安吉乡《从唐传奇析唐代士人的心态》(《岱宗学刊》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士人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追求女性美貌和诗才的审美心理及对豪门世族婚姻的向往心理。其他还有程国赋《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体现》(《学术研究》3期)、黎冬梅《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三峡大学学报》1期)等。
社会史研究方面。黄正建《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在介绍敦煌占婚嫁文书的基础上，结合唐五代有关占婚嫁的记载探讨了当时占婚嫁的实况，指出唐五代的占婚嫁主要有“择日”与“合婚”二种：前者广泛使用于各个阶层，且方法众多，形式日趋简便；后者则刚刚兴起，主要用“五行命生克法”来占断夫妻是否相配，并且主要流行于北方民间，还不大为士大夫所接受。同作者《唐代的占卜》（《文史知识》6期）则全面地介绍了唐代占卜的相关知识。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察了蝗灾发生的地域、年份及其影响等。靳强《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侧重于灾害资料的统计与分析》(《资料》20辑)认为唐后期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关注及赈灾工作较之前期已大为逊色，正史中关于唐后期对自然灾害记录次数的见少亦与此有关。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论“伪号的模仿问题”》(《资料》20辑)讨论了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情况和近代以来题有安史“伪号”的墓志所见的吏民心态及年号模仿问题。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9卷)指出偶像崇拜在唐代皇室的宗庙祭祀实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佛道二教与国家祭祀结合的契机，认为唐代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皇帝的尊像来强化百姓对皇帝的崇拜，皇帝的形象由此走出深宫而更加贴近民间社会。罗绮卫《从韦皋“诸葛转世”说看唐人的社会心理》(《贵州社会科学》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人反对藩镇割据、期待安定统一的社会心理。张金桐、王桂巧《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宁夏社会科学》6期)认为禁卖婚诏是胡风在唐初流行的原因之一。尹富《<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在该变文中出现的与前代的变化，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的复仇意识在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