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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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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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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也有文章对时跨南北朝的集团进行了研究。程有为《南北朝时期的淮汉蛮族》（《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不同时期的淮汉蛮族，并探讨其与当时政权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发展演变。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土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隋唐后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游侠作为一个阶层虽已在东汉之后消失，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及国家权力衰微的形势又给游侠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豪族也多带有游侠习性。
其他方面。张红霞、陈金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曹操这一策略的优势及负面影响，认为该策略是曹操“人谋”的重要表现与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曹操的个人素质与曹操集团的综合实力。景蜀慧《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正始中夏候玄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在才性关系上他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
姚宏杰《关于道武帝早年身世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道武帝在亡国后并未离开过代北，所谓被虏至长安、流放蜀地、再返长安、经中山转回代北的经历并不可信。杨际平、李卿《李显甫集诸李开李鱼川史事考辨》（《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这一史事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李氏家族、宗族当时并未举族南迁，因此太和十年前不具备“唯立宗主督护”的必要前提，乡里机构仍正常运转，不应将李显甫之“宗主”与“宗主督护”相联系。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资料》）结合碑志与文献，关注北魏迁洛后鲜卑族上层的文化面貌。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与赵向群、侯文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拓跋民族精神的丧失》（《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都将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后来国家的衰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李万生《论东魏北齐的积极进取——兼论东魏北齐历史的一种分期法》（《史学月刊》第1期）以乾明元年为界，将东魏北齐历史分为二期，此前侵梁夺地及欲在建康建立傀儡政权，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此后则为维持现状及衰亡时期。刘文锁《〈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结合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志以及文献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安氏的有关情况，指出“关陇集团”之核心通过改变郡望、姓氏和在政治上加以优崇的方式来增加凝聚力，但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新鲜血液。刘国石《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北华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导致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人为因素与客观因素。
李传印《南朝的谱学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及《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史学月刊》第4期）分别论述了南北朝谱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特别说明了其与门阀政治的关系。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利用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国文献，对正史诸《高昌传》的部分记载作了分析和校正，认为高昌王国与中原内地具有一体性，是华夏之邦即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二、经济
蒋福亚《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通过考察认为：曹魏时期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传人河西，至晋末战乱，大量中原人民又流人河西，加之前凉措施得当，既促进了河西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其社会经济主体由畜牧向农业演变。陈剑峰、陆建伟《六朝时期浙江苕溪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及其作用》（《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以人口集聚和农田水利建设为基线，考察了该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农田水利建设所起的作用。乜小红《略论十六国以来高昌地区的丝织业》（《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以出土文书为重点，兼及吐鲁番同时期古墓葬出土的丝织物，探讨丝织业大发展的原因，从中揭示了特殊的时代机遇、蚕桑织造户的状况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赵向群、刘小平《经济环境与均田制的变化》以西北师大学报》第3期）从经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均田制的产生和变化，认为应将均田制置于国家计划经济的基点上，通过对其管理功能的动态考察来揭示其实质。赵昭《关于均田制下中男受田问题的探讨》（《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将均田制下中男的受田分为两种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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