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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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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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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赵和前秦的可能性更大，仍以继承西晋制度为主。他的《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以史籍记载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北魏建立之初确立的幢将郎卫制度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约从太武帝时出现了殿中尚书与司卫监，这两个系统共同承担保卫皇帝及宫城的禁卫职责，并进二步推论禁卫武官制度及其体现的禁卫军权与北魏前期政治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民族研究》第4期）则利用金石资料考察了北魏前期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认为这些内容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这篇文章可谓前一文的姊妹篇。张敏《十六国北魏军队冬装保障及其对战争之影响》（《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从气候的角度分析军队冬装保障体制对十六国北魏政权的重要性，同时认为该体制的完善与否与战争胜负之间存在联系。
四、社会 文化 思想
文化。王永平《孙吴时期江东之经学风尚考论》（《史学集刊》第4期）分析了孙吴时期江东地区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认为汉末流迁江东的侨寓学者所习为当时中原地区的主流学风，因此他们对江东学风的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胡克森《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晋阳学刊》第6期）指出西晋建立国子学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但随着土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它最终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王永平《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与《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讨》（《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从不同的个案人手，分析了士族与文化的关系，肯定了文化对土族的形成与延续具有重要作用。高贤栋《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了孝文帝时期 的礼制建设在政治、社会变革及学术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效。柏贵喜《从宗庙祭祖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从宗庙祭扫制度这一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 基本轨迹与特征，认为北朝礼制建设的复杂过程中充满了胡汉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祖就是一典型代表。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文史哲》第2期）认为，在魏晋之际新旧思潮的冲突中，思想主流一直以礼法为本的河北士人，永嘉乱时多留居北方，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王延武《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北魏末年鲜卑一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仍占主导地位，正是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揭族首领尔朱荣的败亡。曹道衡《“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认为曾为南朝疆土的“河表七州”，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因此该地人魏后，虽其人土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但他们却将南朝学术带人北魏，极大推动了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社会。牟发松《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考察指出，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所基的是道家之“达”，至两晋之 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金霞《魏晋时期的尚巫之风》（《许昌学院学报》第6 期）分析巫风盛行的表现、巫的身份以及巫术的表现形态，认为当时巫术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叔宁《从阮籍到陶潜——一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揭示饮酒的实质随时代推移有所改变，即魏晋之交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以求名，东晋中后期以达生。严耀中《关于陈文帝祭“胡公”——陈朝帝室姓氏探讨》（《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陈文帝祭“胡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即在一个门阀势力在社会政治中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时代里要巩固皇权，不得不比附一个家世渊源，以显示其门第之尊崇。
黄清敏《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广西社科》第1期）指出：当时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给当时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高贤栋《北朝豪族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变迁》（《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三长制括出了大量荫附人口，因此该制下的家庭规模比在宗主督护制下要小些，但两种制度下的家庭结构都表现为累世同居，三长制并没有触动豪族家庭成员与登记在册的奴婢。刘化慧《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汉末三国时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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