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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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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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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宗族已从组织退变成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随着宗族的瓦解，个体家庭作用上升。金仁义《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揭示了东晋时期国婚的两次变化对门阀婚姻制的强烈冲击，说明门第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张白茹《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第l期）考察后认为，妇女在当时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对象，而她们又反之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对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培养有不可替代之功。
思想观念。胡秋银《汉魏士人隐逸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分析了汉魏这一社会转型期，土人生存状态的变化以及隐逸观相应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不同时期士人的隐逸观。谭洁《魏晋时期的孝道观》（《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当时对孝的含义作了积极的再定义，对孝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追求、“孝”所发挥的社会效应也有独特的阐释。江中柱《十六国时期北方土人的家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十六国战乱时期，士人们面对割据政权，家族观念更加强化，士人重家族而轻政权的心态，使得他们以家族利益为目的来面对社会。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设计及其实施方案》（《云南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及儒、释、道思想互相激荡的时代特色使社会伦理规范呈现出设计多元化。实施方案多样化的特征，它是以后思想界三教合流的先声，同时也为隋唐政治大一统及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料。杨映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贞节观》（《求索》第4期）分析认为当时的贞节观具有两面性特点——舆论上统治者对妇女贞节的强调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实际生活中，贞节观在一定程度。范围仍呈现出相对自由与松懈的状态。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及《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对当时的灾害、救灾理念及其与其他思想间的关系做了解说。
五、地理 考古 人物
地理。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第3期）对安西、敦煌交界处的芦草沟古绿洲北部残存的巴州古城进行考证，认为这就是魏晋时期在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县城。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述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六朝疆域的大致范围及疆域形势，分析了当时政区的建置概况及其特点。吴成国《论六朝时期夏口城市军事功能的提升》（《江汉论坛》第11期）分析六朝时期夏口这一城市在军事方面所具功能得以提升的三大表现。卢海鸣、朱明《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文献资料和最新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就六朝都城建康研究中的几个难点和热点进行探讨。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的关系、侨州郡县设立后的变化以及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的关系等几个问题做了分析。董瑞美《南朝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浅探》（《辽宁师大学报》第4期）用统计方法分析南朝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解释分布差异的原因，并对政治力量地域化进行简评。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认为，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胡宝国《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文史知识》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存在一个从“异物”向山水风光的转变，鉴于隋唐以后地理思想日益偏向实用，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的魏晋南北朝私撰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考古。走马楼简自出土至今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张荣强《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年常限”解》（《历史研究》第6期）分析认为，“常限”应作“一定标准”解，“年”应作“熟稳”解，“二年常限”实为官府根据当时普遍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而制定的一种按照二年一垦的标准收取官租的规定，在这一标准下，可以容纳诸如“火种田”、非“火种田”等不同形式的轮休耕作制。臧知非《三国吴简“旱田”“熟田”与四租征纳方式》（《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这两词是国家征收地租的专门用语：旱田是低产田，熟田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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