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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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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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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何秋涛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大加增补，把古籍中有关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证抄在一起，辑成一部大书，文宗（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此书记汉至清道光间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详于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是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图志》一百六十卷，王树枅、袁大化编，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1911年）修成。两书都是既参考了历史文献，又有实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之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带动了重修元史的热潮，而且多数学者的著作仍是以记述为主。但是，像徐松这样的学者，除了史籍的严密考订外，还亲身做了实地调查，而且注意到了当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学的方向。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正在成长起一批区别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即有关西域的史料。以法国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 1788—1832）著有《于阗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Paris 1836）。雷氏的弟子儒莲（S. Julien1797—1873），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Paris 1853）。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研究的重点更偏重于西域史。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记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书最为世所重。 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自从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H. Bower）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争先恐后地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 ）所率三次中亚考察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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