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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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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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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在此期间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而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西北科学考查团，1931）、《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48）；但对于西域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发现，则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至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1958）。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学成果没能很快反映在同时代的西域史研究中。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上。这些文章已汇辑为《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1981）和《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1989）。
在20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比较重要的译著有：冯承钧译烈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商务，1931），又译沙畹与伯希和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1931）、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1934）、格鲁赛《蒙古史略》（商务， 1934 ）、 多桑《多桑蒙古史》（商务， 1935）、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商务，1935）， 钱稻孙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自刊，1931），陈捷与陈清泉合译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商务，1932），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 1933），向达译帕克《匈奴史》（商务，1934）、 又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1936），郑宝善译勒库克《新疆之文化宝库》（蒙藏委员会，1934），郑元芳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1934），梁园东译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商务，1934），杨炼译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商务，1935），傅勤家译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商务，1936），向达与黄静渊合译巴克尔《鞑靼千年史》（商务， 1937），何健民编译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1939），王古鲁译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二辑（长沙商务，1939—1940）。在众多的翻译者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除了上举专书外，他所译的散篇论文，曾汇辑为《史地丛考》（商务，1931）、《史地丛考续编》（商务，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编（中华，1934—1962）、《吐火罗语考》（中华，1957）。西域史的翻译著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对以后的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著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著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 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 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 ）、 恒宁（ 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特别是50 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西域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些对西域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1957）及其《译丛》，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黄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报告。 岑仲勉（1886—1961）汇集已有的研究成果， 编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1958），补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之不足，并就某些专题做了考证。他还编著《突厥集史》二册（中华，1958），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汉文之外，还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马长寿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1957）、《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科学，1958）、《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1962）、《北狄与匈奴》（三联，1962）等，对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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