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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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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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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寇克（A. von 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日本大谷光瑞（1876 — 1948 ）所派三次中亚探险队， 法国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 ）所率中亚考察队， 俄国科兹洛夫（ P. K. Kozlov）和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 ）所率中亚考察队的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中题为《龟兹》的一首有这样的诗句：“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穷宠石壁奇。”说的就是库车出土的唐人写经。但这些写经当时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们赏玩，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在各国考察队纷纷来挖宝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但只有王树枅（1851—1936）曾把自己所见所藏，从金石学的角度辑为《新疆访古录》二卷。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因此更难有人认清这些古物特别是古写本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
二
国力衰落，王朝腐朽，学术必受影响。清朝末年，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献和文物流失国外，是必然的历史悲剧。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而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西域研究的竞争力。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西域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为没有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十分有限。
而此时早已形成组织的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现在看来，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当时都投身于西域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则（Oxford 1907）、 《西域考古记》四册（Oxford 1921）、《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Oxford 1928）。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一直为西人所重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在这三部考古报告的最后，都附录有各科专家对斯坦因收集品的分类研究，也体现了欧洲学术的集体力量。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西域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马伯乐（H.Maspero 1883—1945）对汉文，吕德新（H. Lüders 1869—1943）对梵文，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维（S. Lévi 1863 —1935）对吐火罗文，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对回鹘文、 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 1867—1948）对于阗文等新疆、 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西域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西域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中亚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1909年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 《鸣沙石室佚书》（1913）等， 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1909），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是第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文。
王国维（1877—1927）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1909年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时，他就译出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记》。以后，他又翻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1919），特别推崇后者所论敦煌迄于阗古代通行伊兰语的观点。他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最后辑成《流沙坠简》（1914；增订本，1934）。他还根据日人狩野直喜所录伦敦藏敦煌写本，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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