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卷次

果名

嘉靖《青州府志》

卷七《物产》

苹婆

嘉靖《夏津县志》

卷二《食货志·物产》

苹婆

嘉靖《临朐县志》

卷一《风土志·物产》

平波果

嘉靖《淄川县志》

卷二《封域志·物产》

苹婆

嘉靖《河间府志》

卷七《风土志·土产》

频婆

嘉靖《霸州志》

卷五《食货志·物产》

频婆

嘉靖《雄乘》

卷上《风土·土产》

瓶果

弘治《易州志》

卷二《土产》

频婆

嘉靖《隆庆志》

卷三《食货·物产》

平波

其中年代最早的弘治《易州志》描写频婆果“大如鹅卵而圆，色红碧”，是“北果之最美者”，也猜测“名不知何谓，岂种出胡地，流入中国，讹传其音欤？”明末，陕西似乎也已开始种植频婆果。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三《物产一·果属》有“苹果”条，称“李自成入关，檄取甚多，民大累，争伐其树，种几绝”。
　　不过关于明朝的频婆果，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明人在记载另外一种与苹果种属相近的古老水果——柰时，提到柰也有频婆（或苹婆）的别名。典型例子是两部科技史名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其中均无频婆（苹婆）专条，同时却又在“柰”条下说柰的别名是频婆，将柰与频婆完全混为一谈[15]。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上面所举提到频婆果的九部明朝地方志，除嘉靖《霸州志》外，皆将频婆与柰同时开列，表明它们不是一回事。《帝京景物略》也同时记载了苹婆树与柰子树。王象晋《群芳谱·果谱》“柰”条云“柰，一名苹婆”[16]。但与李时珍、徐光启不同，王氏紧接“柰”条之后又单立了“苹果”一条。显然他试图区分这两种都有“苹婆”之名的水果，所以才将后者简称为“苹果”。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苹果”一词大约是王象晋首先使用的。明末方以智在《通雅》卷四三《植物·木》中：也对李时珍“以频婆为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二者“非一物也”。清康熙帝对柰属果类下过一番研究功夫。他总结说：

　　柰有数种，其树皆疏直，叶皆大而厚，花带微红，其实之形色，各以种分。小而赤者，曰柰子。大而赤者，曰槟子。白而点红，或纯白，圆且大者，曰苹婆果。半红白，脆有津者，曰花红。绵而沙者，曰沙果。[17]

汪灏等奉敕撰《广群芳谱》，沿袭《群芳谱》分类法，以“柰”、“苹果”并列，指出苹果与柰“盖……一类二种也”。同时又将《采兰杂志》等三条材料隶于“苹果”条而非“柰”条，表明其编者认为这三条材料中的频婆（苹婆）果是苹果，不是柰。此后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撰农书《授时通考》，亦将苹果立为专条，载入卷六三《农余·果一》，所用材料基本与《广群芳谱》相同。可见清人对苹果和柰的区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苹果的名称也进一步为世所知。
　　清朝的苹果作为北方名果，见于记载愈多。康熙帝不仅对苹果的分类归属作过研究，还曾设计过“有钱买桃、苹果、梨三色……各价几何”的数学应用题[18]。他似乎对苹果有特别的喜爱，常用以赏赐臣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巡山西途中，在保定府完县接见县学生蔡丹桂，命其讲经，“赐白金五两，金盘苹果六枚”[19]。二十八年南巡，在宿迁召见前任河道总督靳辅询问河工事宜，“赐贝酪酥糕一盆，苹果一盆”[20]。五十二年，康熙帝六十大寿，款待参与庆典的士民，食物中也有苹果[21]。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所修《大清会典则例》所载，当时北京地区苹果的价格比橙子和柑橘低，而高于梨、桃、李、杏、柿、石榴等其他温带水果[22]。文士对苹果的吟咏亦不乏见。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一《友人贻频婆果赋谢十韵》：“是物幽燕贵，雕盘独荐时。”同书续集卷七《油坊梨》：“北果品最繁，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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