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柰与“频婆”完全是一回事，元朝后期的平波果恐怕就要另取一个新名字了。
　　有关柰“梵言谓之频婆”说，还有一个重要反证。那就是在柰的故乡——新疆，其接受佛教早于内地，又是中国绵苹果的原产区，但并未用佛经中的“频婆”一词来称呼柰或其他水果。精通佛经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沿途物产，多次提到柰[40]，从未将它称为“频婆”。新疆绵苹果在古书中的名称是“阿里马”（Alma），系突厥语“果”之意[41]。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至阿里马城，……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是以名其城。”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既过圆池（按指今新疆赛里木湖），南下皆林檎木，树阴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所谓“阿里马城”，亦即著名西域重镇、后来曾作为察合台汗国首都的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境）。通常认为，丘处机、耶律楚材看到的“多果实”、“树阴蓊翳”之地，就是伊犁谷地以东、生长大批野生绵苹果的风景胜地果子沟。耶律楚材将果子沟和阿力麻里的水果视为林檎，当是因为野生苹果与林檎形状、品种接近而致，至少他没有用“频婆”来称呼它们[42]。前引张懋修《谈乘》谓频婆“是亦夷音耳，……然未闻西番称此果也”，所言甚是。新疆绵苹果真正有“频婆”、“苹婆”乃至苹果之称，还是清代中叶的事。当时“频婆”等果名已为内地人所熟悉，他们看到新疆的绵苹果，很自然地就用以相称。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三《土产·回部·百谷草木之属》：“树之有果者，……苹果名阿勒玛（按即阿里马异译）。”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物产”门：“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洪亮吉《伊犁纪事诗》：“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43]晚清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三《瓜果四首》之四：“山北山南杏子多，更夸仙果好频婆”。自注云：

　　果亦特出，或青或红，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润而薄。肉轻松，嚼之绵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约分两种，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经舍卫国之频婆果也。

新疆绵苹果到现在才与佛经中的“频婆”挂上钩，是由于其中一个优良品种在元朝传入内地后被赋予“频婆”美名，被人熟悉后又带回新疆，并非在一开始就有“频婆”的梵言或别名。
　　总之，尽管“说有容易说无难”，在看到更直接和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还是认为明朝以前的柰并无“频婆”这一异名。明朝后期，频婆果栽培渐广，因其品种与柰同类，可能有人将它与柰混称。但无论如何，将两者混为一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加上学术界对中国苹果栽培历史已有的认识，暂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苹果的名称，源于佛经中的频婆果。两果原非一物，其名称的混同，属于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二，中国本土最早被称为频婆果的果类，是生长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亚热带坚果。它大概与印度频婆果的品种相当接近，可能与唐诗中的“相思子”或“红豆”也有一定关系。因其生长范围不广，不甚为世所知。
　　三，早在西汉时，西域原产中国绵苹果的一个品种柰，即已传入内地，以后栽培渐广。其中某种红色柰，在唐朝或许曾被比为频婆果，但这个名称并未流行。
　　四，最晚在元朝中后期，中国绵苹果一个更新的品种又由西域输入内地（傅乐淑《元宫词笺注》称平波果是“自外国输入”，不尽准确），并在北京地区栽培。这一品种与柰本属同类，但经过改良，外观、口味已与柰有较大区别。时人借用佛经中“色丹且润”的频婆果来称呼它，曾异写作平波、平坡，到明朝仍固定为频婆，亦作苹婆，明后期开始简写为苹果。
　　五，清朝苹果在北方的栽培更加广泛，在南方福建、云南等省亦有出现。频婆、苹婆、苹果等名，仍迭相使用。
　　六，晚清西洋苹果传入中国，因其品种更加优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绵苹果。新品种继续沿用苹果之名。与此同时，频婆、苹婆等旧名则随着中国绵苹果栽培的萎缩而逐渐消失。

[1]曾有学者误以为《元宫词百章》的作者是朱有燉的父亲周定王朱橚。傅乐淑先生在《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的“后序”对此有考辨。
[2]这些论著主要有：陆秋农、贾定贤主编《中国果树志·苹果卷》（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与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束怀瑞等编著《苹果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王太乙《种苹果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曲泽州主编《北京果树志》（北京出版社，1990），吴耕民编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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