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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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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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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与蚩尤间发生的战争，是属于华夏部族与江汉部族争霸的战争。在蚩尤争霸中原失败被黄帝诛杀后，其部族九黎仍然活跃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至少昊时该部族又强大起来并与华夏部族再次发生争斗，最后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并在文献记载中消失”（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按这种观点，蚩尤族、蚩尤文化应该对应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郑若葵先生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笔者认为不是这样，其理由大体如上所述之一、二，即有关黎国的地望不在长江流域，有关炎帝文化、炎帝与蚩尤姜姓、“牛首人身”、史前考古文化中的牛角、羊角崇拜现象不在长江流域（传统考古学主要根据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来区分和判断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对其族属的判断常常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里进一步结合考古学文化中与精神文化有关的因素如墓葬龟甲、角形崇拜图象来判断和区分不同的文化及其族属，笔者认为这是更加根本的因素）。当然，还有学者认为蚩尤、蚩尤族与长江下游的考古文化比如良渚文化有关：杨建芳先生认为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人面即是蚩尤，而这种玉人面或类似的玉人像不仅见于石家河文化，而且也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尤以良渚文化同类器物或神像最早，所以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大约是蚩尤的始作俑者”、“蚩尤的传说记述的是良渚文化同黄河流域部族集团之间的一段宿怨以及良渚文化衰亡的一个历史原因”（何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不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不是蚩尤，判断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如上（当然从古史体系，传说中炎、黄、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角度，能够得到更为明确的判断和认识，参见拙稿《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g02/276.html）。
徐旭生曾将传说时代古史体系以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概言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个大框架对于帮助我们考辨古史、追溯“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它具有方向性、指导性意义，我国学者也常常在这个基础和框架之上去讨论问题。但是这个框架毕竟是个“框架”，而且它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神话传说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框架，不考虑文化传播关系以及年代关系，这个框架的意义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研究中会出现简单附会或削考古学文化和考古材料之“足”以适三集团说之“履”。比如，炎黄是属于华夏集团的、蚩尤是属于苗蛮集团或东夷集团的，炎黄自当是由西而东进入中原，蚩尤则自长江流域北上或自东部西进中原，于是发生大战，黄帝便把蚩尤追到河北境内至北部而将其杀掉，这是以往学者论炎黄蚩之战的基本模式。这样虽然符合三集团说，但它在考古学文化上无法求证，而且与其他文献资料、神话传说比如“蚩尤姜姓”、为“炎帝之后”也无法吻合。古代文献只是说苗民为蚩尤或九黎之后，苗民并不等于蚩尤族或九黎族。与炎帝、黄帝打仗的是蚩尤、蚩尤族，而不是苗民或三苗，所以学者推测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蚩尤文化。如果屈家岭文化为三苗文化，则良渚文化也并非蚩尤文化，因为二者不仅在考古学文化上没有承继关系，而且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并不晚于良渚文化。依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上溯，其源头正可以追溯至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屈家岭文化可分为屈家岭早期文化和屈家岭晚期文化，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早期文化是一种以鼎为特质的文化，其渊源当在鼎文化系统中去寻找。学者认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边畈类型、油子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鼎文化传统和红陶系遗存，它们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甚至两者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区别”（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而“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后岗类型”，其主要器物如足根压印圆窝纹的釜形鼎、红顶钵、成组的条纹彩陶钵、旋纹罐、口沿外附加一圈泥钉的大口尖底罐等，均是后岗类型的典型器，所以韩建业先生认为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而这与苗黎集团南迁的传说正相吻合（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故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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