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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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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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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他在分析、研究广布于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纹饰之后，认为这种“施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系”（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李泽厚先生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在后世看来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李泽厚著《美的历程》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苏秉琦先生则将赵宝沟文化、汤家岗文化中的一些动物或几何图案陶器称之为“艺术神器”，而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有些应该是“神职”人员的专用器皿（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正是由于彩陶纹饰与原始人类的信仰、精神生活相关，由于后岗类型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我们推测有一支半坡人自渭水流域迁徙到了豫北冀南。由于中间隔着晋南、豫西豫中，所以这一支半坡人是跨越了这片中间地带而到达豫北冀南的。由于这一事件，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了“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既是炎帝族裔其后人又在晋冀鲁豫四省交汇之地留下许多遗迹、传说。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6项证据（或理由）
后岗类型有一些特殊现象，在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发现一些舟状连排灶，每组四至十四座不等。田昌五先生认为它们“似乎是供户数不一的共产制大家族用的。连排灶呈舟状，也许意味着同舟共济吧”（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7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样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更为妥贴：后岗类型的居民系在渭水流域战败而逃生的蚩尤族人，将连排灶做成舟状，不是更能表达他们那种生死与共、血脉相依的情感和愿望吗？舟状连排灶，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意和情感表达方式；人们没有特殊的经历和患难与共的体验，想必不会也想不到将一排灶炕做成舟状吧！田昌五先生在论及后岗类型时说：“总的来说，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这或许与战争有关。如这里发现的墓葬多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还有两座合葬墓，一座有九具骨架，一座有二十四具头骨。各种墓多无随葬品。这些，如不从战争着眼，是不好解释的”（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田先生这种判断当然仍然是根据墓葬现象本身而产生的直感印象，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推测。虽然材料有限，但是我们仍可设想和追问一下，这种“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谁与谁的战争呢？舟状连排灶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意味着后岗类型居民内部的一种团结倾向，内部战争的可能性小；与后岗类型分布范围一致的大司空村类型年代晚于后岗类型，而且据考古现象观察，两类型常常是共存于同一遗址，没有发现冲突现象；由于后岗类型的产生是由“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因此后岗类型中的战争迹象恐怕是与这种“变异”和“外力”有关。对于“当地北辛文化”而言，蚩尤民是一种外来因素，战争与同化的过程恐怕是难免的。
朱延平先生在研究后岗类型时说：“除敛口钵外，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过程，这种现象或可表明，当时人们在制做这种简单轮廓线的陶器的过程中，出于传统习惯而普遍地遵循着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这种“从瘦腹到鼓腹”的传统习惯和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在史前时代乃至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中是比较例外的。为什么产生这种“传统习惯”，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的排比，无论是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还是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它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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