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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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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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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骤减，质量下降”（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青海彩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郑州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所出器物鼎、盆、钵、罐、缸几乎所有器物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总的趋势：从早期的矮胖、丰满、圆润渐至晚期的瘦高、僵直（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图五四，《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背水壶从早至晚也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4页图二，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 版）。可见器物的演变无论是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遗址或是在同一遗址的不同时段乃至同一遗址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含大河村类型前期、后期及龙山文化，其间还杂有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总的趋势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大河村遗址可能比较特殊，有各种文化类型的交替但器物演变趋势和规律竟连续不断，也许它是某一有势力的族群长期居住于此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虽然受到各种文化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但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河村遗址各期遗存从未有中断）。据严文明先生排列大汶口文化觚形杯的发展谱系，其早期虽然偏胖、后期偏瘦，但后期的形制比早期更为复杂也更加艺术化，同时底部由小三足变成了圈足，器物显得更加稳定、优雅（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7页图四）。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它与大汶口文化的盛衰恰恰是相吻合的，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繁荣是自中期开始，至晚期达到极至。有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鱼形，早期偏胖是用于象征女阴、晚期腹部收敛是因为男根崇拜的兴起、对女阴崇拜的减弱，所以这种器形变化与生殖崇拜有关（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种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至少相距2000余年，而且二者在文化源流上有一定承袭关系，不可能在半坡时代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在庙底沟时代再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又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而且就后岗类型而言，似乎还是由男根崇拜发展到女阴崇拜（因为器物演变是“从瘦腹到鼓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历程”这种有异于常态的器物演变规律应该正是蚩尤后裔心态和发展历程的折射：他们由于战争失败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不仅一无所有（后岗类型居民很穷，详后），而且由于“领袖”死亡、族群败落背着巨大的精神包袱，同时又面临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斗争、磨合，因此这种族群命运和心态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们对器物的制作，而由于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改善，逐渐趋于和平、安定等因素的影响，器物制作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从“瘦腹”变成了“鼓腹”。富有、安乐之人多“心宽体胖”而穷人多干瘦，盛唐好丰满、肥美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创造出一种“瘦金体”，偶然之中应该有必然。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7项证据（或理由）
严文明先生将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分为三式，即杯形口的、环形口的和喇叭形口的（前两种即苏秉琦先生所说“壶罐口尖底瓶”、“双唇口尖底瓶”，分别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并依据西安半坡遗址的地层关系排出其相对年代早晚关系，即杯形口者为半坡早期、环形口者为半坡中期、喇叭口者为半坡晚期，当分别对应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0—61页图一，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考古界曾流行一种说法，尖底瓶是一种自动汲水用具：当尖底瓶被放入水中后，由于浮力和空瓶重心的作用，陶瓶自动倾倒汲水，水满陶瓶自动扶正，于是古人通过穿系陶瓶双耳的绳子提起陶瓶，完成取水任务。这种说法也流行于一些科普读物。但是据实验和对尖底瓶的力学性能研究，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都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不能用于自动汲水。专家认为：多数尖底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所以“并非为了能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才做成尖底形”，同时“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钧、唐琎、张菁，西安半坡博物馆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文博》1989年第6期）。由于尖底瓶为尖底不便于安放、双耳偏下装满了水又会倾倒（根据尖底瓶的这种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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