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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时间:2009-7-24 13:55:05  来源:不详
撰与历史研究。孙吴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究其根源,其中原因虽然非止一端,但与孙吴统治者对历史的相对重视当不无关系。如前所考,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并命吕蒙等读书,令其“涉猎见往事耳”,主要读《左传》、《国语》、三史(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等史书。孙权又命其太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对于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34]。
  孙吴修撰史书,国家设置了一套的史官,其制度杂取两汉,有太史令、东观令和左右国史等,分掌国史之编撰和记注。自汉代以来,太史令便主要负责天文历法和修撰国史,孙吴时期见于记载的太史令有吴范、丁孚和韦昭,范以术数著名,而孚与昭二人皆预修国书。东观令设于孙皓之时,袭自东汉制度,隶中书省,主要职能有三:管理图书秘籍、修撰国史和谏议。左右国史也设置于孙皓时,华核、周处等人便以此身份参预修《吴书》。除史官外,还有一些史臣参预修史,见于记载的有郎中项峻、中书郎周昭[35]及梁广等。
  孙吴国史《吴书》之修撰始于孙权末年,终于孙皓亡国,历经数帝,前后三十年,可考的便有四次。《三国志·薛综传附子莹传》载华核所上救莹表疏曰:“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这里记述了孙权末与少帝孙亮时的两次修史的情况。其中孙亮时组建的修史班子素质较高,主要负责人是韦曜。《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与参同。”孙皓称帝后,又命韦昭为左国史、华核为右国史,续修《吴书》。后韦昭被诛,薛莹领史职。《隋书·经籍志二》等载《吴书》五十五卷,题韦昭撰。实际上《吴书》之修撰非一人之力,但以韦昭贡献最大[36]。
  除官修国史外,孙吴私家修史的风气也颇为兴盛。其中私修正史类书籍以谢承《后汉书》影响最大。此书一百三十卷,《隋书·经籍志二》有著录,题为吴武陵太守谢承撰。谢承,《三国志·吴书·吴主权谢夫人传》载谢氏会稽山阴人,“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注引《会稽典录》载:“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对谢承《后汉书》的特点,刘知几《史通·内篇·烦省》说:“谢承尤悉江东事,京洛事缺于三吴。”《史通·外篇·杂说下》又说:“谢承《汉书》偏党于吴越。”谢承为南人,对江南的史实记述较详,这是可以理解的。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引傅山论以为谢书之记述大有补益于范晔书,引姚之駰言竟说:“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这是很高的评价了,说明此书确有一定的价值[37]。
  薛莹除参预《吴书》的修撰外,亦私修东汉史。《隋书·经籍志二》载“《后汉纪》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现有辑本。
  “正史”之外,又有“杂史”。《隋书·经籍志二》列有吴人所著“杂史”三部。一是吴郡人张温所作《三史略》二十卷,温在孙权时官至太子太傅。从书名看,这是一部简略性的通史著作。二是韦昭之《洞纪》,《隋志》载为四卷,“记庖犠以来,至建安二十七年”。对此书之缘起,《三国志》昭本传载其所上孙皓奏疏,述之甚详。这也是一部通史。三是徐整之《三五历记》二卷、《通历》二卷、《杂历》五卷,其中内容不详,或互有交叉,或有同书异名的可能。袁晔之《献帝春秋》,也当作于吴时[38]。
  孙吴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地记”、“乡贤传”之类的史籍大量涌现,形成一股风气。属于人物传记的,《隋书·经籍志二》所列吴人著者以下几部:谢承撰《会稽先贤传》;陆凯撰《吴先贤传》四卷;徐整撰《豫章烈士传》三卷;吴左中郎张胜撰《桂阳先贤画赞》;陆胤撰《广州先贤传》七卷;赵母注《列女传》七卷[39]。地理志方面的,《隋志》及《补三国艺文志》等载有:吴顾启期《娄地记》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南州异物志》一卷、《巴蜀异物志》;沈莹撰《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吴宣化从事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吴中郎康泰《吴时外国传》;薛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朱育撰《会稽土地记》一卷;韦昭撰《三吴郡国志》;徐整撰《豫章旧志》八卷;虞翻撰《川渎记》;薛翊撰《异物志》等。这些先贤传与地记类史书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吴地社会的发展,正是这种发展促成了当地人士地方观念与乡土意识的增强。这些著作今虽大部分已佚失,但有的还有辑本传世。
  至于孙吴之史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主要有两个较为集中的领域:一是《国语》注释;二是《汉书》学。关于《国语》注,《隋书·经籍志一》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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