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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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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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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显名的陆机（字士衡），引起了历代学者的辨析。
[22] 参见前揭拙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第六章对贺氏家学的有关考述。
[23] 以上皆引自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66、367页。
[24] 据前揭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所考，汉晋之际在江南出现了一个“谈天”群体，其代表人物有陆绩、姚信、葛衡、葛洪、虞耸、虞喜等，《宋书·天文志》和《晋书·天文志》所载“谈天”者，自陆绩以下，全是江南人，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唐先生指出：“汉代天体论是很流行的，自《淮南子》的《天文训》开始以至刘向、扬雄、桓谭、张衡、马融、王充、郑玄这些著名学者都曾著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到三国却只流行于江南，中原几成绝响，这也是江南学风近于汉代之一证。”
[25] 见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的有关考证。徐整乃豫章人，吴国重要的经学家，著作涉及经史等领域，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有考录。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射慈《丧服变除图》”条下引王谟云：“此书出《通典》三十一条，载徐整与慈问答者十二，整自为立论者一则，整盖亦为礼服之学者。”
[26]《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
[27] 参见《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二文有关考论，前揭《魏晋玄学论稿》。
[28] 参见汤用彤先生《魏晋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有关论述，该文作为附录辑入前揭《魏晋玄学论稿》。唐长孺先生在前揭《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则以为江东学风保守，未受荆州宋忠之学的影响：“陆绩、虞翻行辈较前，他们都不能见到王弼注，然而此时荆州之学已行，宋忠的《易》注及《太玄》他们是见到的，可是未受影响。”汤、唐皆为学术大师，其关于江东学风的歧见皆有依据。唐先生侧重于地区经史实学，汤先生则强调宏观的思想变迁。于今反顾，合而论之，正可互补。
[29] 关于孙吴时期侨寓人士的文化业绩，参见拙文《略论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0]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休传》载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同书卷五九《孙奋传》载傅相“谢慈等谏奋，奋杀之”。这里所载当为一人。
[31] 潘濬虽主要以事功显名，但他为荆州学派核心人物宋忠之及门弟子，并得王粲赏识，可见其学业不凡。他在江东，对荆州学术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又，前揭王志平先生《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据吴天玺元年（276）所立《禅国山碑》“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史，与运会者二”云云（见《金石萃编》卷二四），以为司马徽在曹操占荆州后入吴，并指出《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所载徽“荆州破，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实是大误”，实际上他用智谋骗过曹操，潜入吴国了（见该书29页）。这一看法主要依靠推测，无法确认。以司马徽的地位，他入吴后，当有所记载。
[32] 参见拙文《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3] 对中古时代的这一文化特征，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深刻的论述与详密的考证，这里所述，乃对陈先生大论的节略，因篇幅所限，恕不详引。
[34]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说：“世之学者，皆先云五经，次云三史。”这一文化现象实际上是在三国时期出现的，也是史学逐步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趋于自觉的征兆。
[35] 周昭，《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载：“颍川周昭著书称步骘及严畯等，……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核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核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
[36] 关于孙吴之史官及国史之编修，参见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二章《三国两晋著作官制的确立》之“孙吴史官制度与《吴书》的撰著”一节的有关考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 山阴谢氏是江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世族，就其家学而言，以擅长史学著名。东晋时谢氏又有谢沈著《晋书》等。
[38] 袁晔，据《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裴松之注，汉末广陵人袁迪与张紘等“俱过江”，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
[39] 关于赵母其人，《世说新语·贤媛篇》“赵母嫁女”条注引《列女传》曰：“赵姬者，桐乡令东晋虞韪妻，颍川赵氏女也。才敏多览。韪既没，大皇帝敬其文才，诏入宫。上欲自征公孙渊，姬上疏以谏。作《列女传解》，好赵母注，赋数十万言。赤乌六年卒。”
[40] 《国语》为《春秋》外传的说法自汉代以来很流行。韦昭之《国语注》保存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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