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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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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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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人，薛综来自彭城附近的沛郡。张紘、刘颖等为广陵人。如果再考虑到孙策之谋主秦松、陈端及皇象、华蕤、范慎等皆为广陵人，则广陵人士在江东地区各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32]。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两个城市居于淮河南北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至于临淮郡，则是淮水流域的核心区，琅邪、济阴等地则略为偏北，但仍属彭城的辐射范围之内。当然，孙吴郡内的侨士还有来自汝南郡等河南地区的人物，但大多来自淮水流域则不错。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汉末乱起，淮水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离江东较近，一些大族名士相继南渡；二是汉末所委任的刘繇、王朗、华歆等刺史、太守，皆有较高的声望，并大力招揽流寓人士；三是孙策早年主要在淮水流域活动，结交了一些人物。在汉末时期，山东、淮水流域是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其学风则是以古文经学较为流行的地域，特别是以古文为主、混通今古文的郑玄的经注较为盛行的地域。江东侨寓人士既主要来自这一地域，自然要受到这一学风的影响，并体现出这一特征。
其二，通过对以上人物所习经注情况的分析，可见他们多治古文经学。如张昭、严畯、诸葛瑾、徵崇等皆习《春秋左氏传》、《毛诗》等便可知；马普、刘颖等虽不载所治何经，但好“古学”则是无疑的。另外，程秉曾“逮事郑玄”，为玄之嫡传，其他如薛综等曾游历交州，与刘熙等研讨经术，熙乃交州学术之中坚，亦为郑玄之弟子，特重古学。薛综从熙学，其学风不难推测。至于广陵张紘，他虽然入太学习今文，但又私修《左传》，也是今古混通的。从总体上看，来自中土的侨寓人士与前述江东本土人士的学风有所不同。
其三，侨寓学者长期在江东生活，对该地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当有一定的影响。侨寓人士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昭、张紘、严畯等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学术倾向当然会促进古文经学风在江东的流布，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前述孙权辟用侨士入宫授业诸子及马普、徵崇、华蕤等设学传业，也有益于古文经学的传播。孙吴后期，吴国太学所设古文经学的情况便可证实这一点。不过，对此不应夸大。因为，东汉以降，学术中心日渐下移，是由官学转向私学，由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大族。因此，学术文化之地域化与家族化成为中古时代一大特征[33]。江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由前所考，江东会稽之虞氏、贺氏及吴郡之陆氏等，东汉以来都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家学”，其学业主要在家族中传授。他们对侨人学风的接受不仅是有限的，甚至有时还采取排拒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侨士刘颖“精学家巷”而既不愿出仕也不授业的情况，即便像徵崇那样设私学，但所择生徒也很少。其因何在？恐怕主要在于江东本土学人暂难接受之故。
当然，侨寓学者所治之学也有与江东人士相近而深受欢迎的。如王蕃，《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元，庐江人，“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吴丞相陆凯曾称其“黄中通理，知天知物”。王蕃所通为何“术艺”呢？《晋书·天文志上》载：“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这与陆籍主张浑象说、造《浑天图》有相通之处，正合江东人士重视天体论之学风。又，赵达，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达为河南人，“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北人赵达精于多种术艺，江东大儒阚泽等“亲屈节就学”，阚泽如此，与其重视占验历术等相关。江东本土学者的对侨士的这一选择，正说明了他们固有学风的保守与陈旧。
综上，就经学文化而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人士与侨寓人士间学术风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思想取向驳杂，虽然不废儒学，但更重视历史等实用知识的传授，对立太学、设博士则不够重视，拖延甚久。吴地本土学者多受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影响，并形成了“家学”传统，尽管汉末以来古文经学在江东已有流传，但其主体学风是崇尚今文经学的。而侨寓学者则大多受到中土经学“变今从古”风气的熏染，故所治以古文经学为主，或今古文混通，他们的活动对江东学风的变化有一定作用，如吴国太学立古文经学为学官便是明证。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侨、土学者学风的异同，才能明了孙吴学风的基本状况。当然，也应看到，随着南北人物接触与交流的不断深入，不仅有益于相互间的各种利益的协调，而且促进了双方学术文化风尚的融通，从而为两晋以降更深入的南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三、孙吴之史学、子学、小学及术数
除了经学文化外，孙吴时期在史学、小学、诸子学及方术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和不小的成就。
首先，看其史学成就。
谈到史学，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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