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吴时期侨、土学者经学风尚的异同

　　关于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风尚，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有论曰：曹魏“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郑玄解尚书违失事”说：“宜命学官，定此三事。”又曰：“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王国维先生据此立论：

　　案：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孙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经博士。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这一看法多有可商酌处。关于蜀汉之学风，其学官中虽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依然立有今文学博士，其中外来之侨寓学者以古文学为主流，而蜀地本土则多为今文学经师[17]。就吴地学风而言，虞翻此奏在孙策时，而非孙权时，所上对象为汉献帝，而非江东孙氏统治者。辨明此点非常重要，虞翻既上书东汉朝廷，其所说郑玄经注“行乎学校”，便可能主要指的北方地区郑学流行的情况，而未必是江东的实录。汉魏之际，学术领域主要的纷争便是拥戴郑学与反对郑学的对抗，而江东地区以虞翻为代表的学者则是反对郑学的重要生力军。因此，以虞翻的话来说明“吴学校均行古学”，无论在文意上，还是在史实上，都有不相吻合处。笔者以为，对孙吴学风这一问题，必须将其侨、土人士的学术活动分别考察，进而揭示其相互交流、融通的过程，才可能理解当时学风变化的真相与特质。
　　（一）江东本土学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
　　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江东地区在远古时代便有着灿烂的文明。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主要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自汉武帝确立儒术独尊的文化政策以来，江东地区经术文化的传播不断加强，而汉朝所立学官者尽为今文经学，江东接受官方学风的影响，当然也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东汉中后期以来，古文经学地位不断上升，在民间已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郑玄混通今古文，但其根本则是倾向古文的。这便造成了中古学术的一大变局。就地域而言，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地的中原，而处于文化接受地位的周边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旧学风的因子。汉魏之际江东地区的学风有无明显变化呢？请看以下史实。
　　高岱，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其善《左传》”。
　　沈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孙）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18]。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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