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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时间:2009-7-24 13:55:05  来源:不详
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著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22]。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区有异。前述吴地影响最大的虞翻、陆绩、姚信之三家《易》学,贺氏之《礼》学,唐固之《春秋》公羊、谷梁学等,都是明证。正因为如此,汉魏之际江东学者对中土学风怀有激烈的抵触情绪。如虞翻对当时流行的《易》注皆有微词,《三国志》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諝。……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他又对郑玄所注《尚书》及其它经典多有指斥。虞翻对诸家经注的批评,除了具体文字训释可以确定是非外,主要在于其间学风不同所致。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虞翻易学出于家学传授。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他对于荀諝(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陆绩之传为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张惠言《易义别录》称观绩之所述,“有与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这便指出了虞氏之学与陆氏之学的内在联系。至于姚信《易》注,《易义别录》说:“姚氏注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岂仲翔之徒欤?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相近。唐长孺先生则推测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因此,唐先生断言:“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23]虞翻、陆绩年辈较长,生活于汉魏之际,而姚信则活跃于孙吴后期,说明孙吴时期吴地今文经学流传一脉相承的基本状况。
  另外,吴地《易》学特重象数占验,本土学者喜好历数“谈天”之学。今文经学讲求灾异和天人感应,往往为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将社会兴替、人事变动与天象异常附会论述,这与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玄学之讲自然都有明显的不同。前文所引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并著有《乾象历注》;姚信著《昕天论》等,这都是显例。虞翻治《易》,也很重视占验实用,《三国志》本传载:“关羽既败,(孙)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方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注引《翻别传》载“翻放弃南方,……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正因为如此,当翻将其《易注》呈奉给孔融时,融答书称翻注“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这便指出了虞注重视占验的特质。不仅在经学领域如此,在子学方面,虞翻、陆绩等扬雄《太玄经》研究方面也显得保守,《翻别传》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解玄多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翻所论为何?其书已佚,难以详述。而陆绩《述玄文》则清楚地叙述了他与宋忠的分歧所在:“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宋忠释《太玄》,注重义理的阐发,而陆绩以为“休咎之占,靡所取定”,“失其指归”,可见他是重视“休咎之占”的。陆氏家学传人陆凯生活于吴末,其“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依然如此。这种重视象数、占验和好“谈天”的风气,正是江东学风近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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