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承认自己与士大夫论说，“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可见其儒学修养不深。
孙权的学术修养比之其父、兄有所提高。《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载权早年在吴，“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同书《胡综传》也载：“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见权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不过，考虑到他十五岁便为阳羡长，为人处事“侔于父兄”[9]，对其学养似也不可估计过高。魏文帝曹丕对孙权的文化水准便有过嘲讽之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载权为吴王，派张咨使魏，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应之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10]曹丕的文化素养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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