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苦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由此可见孙权少时受过儒学启蒙，但掌权以后，更重读史及兵书。他责令吕蒙等人宜急读者也是兵书、法术、史书，杂以儒家典籍，并不是要求他们“治经为博士”。《三国志·吴书·孙皎传》载孙权与皎书明言：“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谓五经也。”这体现出孙吴统治者在学术文化上崇尚实用、“驳杂”的特点，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而与儒学世族有异[11]。
　　由于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孙权诸子及宗室子弟享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12]。孙登、孙和先后被立为太子，孙权挑选了陆逊、程秉、徴崇、阚泽、薛综等名儒为太傅或少傅，又以诸名士才俊为宾客。《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载登为王太子，权为之“选置师傅，诠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孙和传》则载和“赤乌五年，立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以上人物皆为侨、土大族名门学士，他们所传授的主要是儒家经术文化[13]，如阚泽教孙和“以书艺”，“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蔡）颖等每朝见进贺，和常降意，欢以待之”[14]。
>孙权之六子休后为帝，休年十三，“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学”。休之学术修养甚高，本传称其“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曾说“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故称帝后一度“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由于倖臣张布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5]。孙吴宫廷教育，就其内容言，自然以儒学典籍为主，但最受重视的是还是史书。《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为师法，重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但他最用心的还是历史，孙休曾说：“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
　　（二）关于孙吴之学校制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学官，传授儒家学说，并从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任官。但东汉中后期以来，京都及太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下降，并逐渐为地方学校和民间私学所取代。这种情况在孙吴也同样存在。孙策、孙权立国江东后，长期未设置太学、创立博士学官。孙权称帝后所立“都讲祭酒”，虽可谓东南有国学之始，但其功用主要限于“以教诸子”。至于对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孙权并不甚关心，他在位前后数十年，孙吴始终未正式设立博士学官，直到孙休时，吴国方立学官。据《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永安元年（258）孙休下诏立学官：

　　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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