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他又下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行儒家之道。但此时孙吴已进入后期，政治日坏，孙休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故此兴学之诏仅为具文而已。因此，从社会整体上说，孙吴统治者在儒学教育上其态度不积极，措施亦不力。
　　在这一状况下，儒学传播首先有赖于民间私学教授和家学传承。江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以来，地方郡县之学、私学已有传统，颇为发达。民间教授，包括“私学”与“家学”两类。所谓“私学”，指大儒招生聚徒授业，这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传播方式。关于孙吴的私学，史籍中灼然可考者，有如下几例：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虞翻得罪孙权，“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三国志·吴书·程秉传》注引《吴录》载河南人徴崇：“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所交结如丞相步骘等，咸亲焉。严畯荐崇行足以厉俗，学足以为师。初见太子登，以疾赐不拜。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注引《文士传》：“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
　　《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平传》：“范平字子安，吴郡钱塘人也。……平研览坟素，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
　　孙吴之儒者不少人都曾聚徒授业，规模虽有大有小，但其私学教授的性质则是一样的。以上几例只是突出之代表，虽不能反映孙吴时期私学发展的全部情况，但无疑是当时私学之典型。从中不难看出主持私学者皆为学有所成的大儒，其招生、授业相当严格，“欲令其业必有成”，表现出了强烈的传道的使命感。因此，私学在儒学传播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至于世家大族之“家学”，如会稽虞氏之世代传承孟氏《易》学、贺氏世代传承《礼》学，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也无不各有学术传承，对此，笔者已有专书考证[16]，不再细述。
　　另外，一些孙吴的地方军政官员在其辖区内创设的地方“学官”，对学术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细考史籍，可见孙氏宗室人物在地方设有学校。
　　《三国志·吴书·孙瑜传》载瑜为奋威将军，领丹杨太守，“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瑜厚礼之，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遂立学官，临飨讲肄。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孙瑜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其设学当在孙权前期了。
　　又，同书《孙奂传》载奂以扬武将军领江夏太守，“奂亦爱乐儒生，复命部曲子弟就业，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孙奂也是在地方召集儒生设学，以教授武将子弟，并向朝廷输送人才。在“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的背景下，孙瑜、孙奂的表现确显得十分特别。另有一些儒学大族人物任职地方，也设置学校，传播教化。
　　一些大族名士亦任官设学，如《三国志·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又，《晋书》卷八八《孝友·许孜传》载：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学竟，还乡里。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孔冲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授业，当为地方学官。当然，从许孜与孔冲之关系看，又有私学的特征。许孜卒于西晋元康（291~299）以后，年八十余，前推六十年，为孙吴黄龙（229~231）或嘉禾（231~238）间，可见孔冲传学正值孙权之时。
　　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孙吴地方“学官”虽有一定的功绩，但比之私学与家学，则有所不如：其一是往往学因人兴，亦因人而废，不如私学和家学稳定、持久；其二是其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为地方或朝廷培养官吏，而不如私学或家学那样严格重视经术。
　　由上所考，可见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卑族，与崇尚儒术的世家大族不同，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孙坚、孙策父子对儒学之士皆怀有自卑与怨恨心理。孙权虽受过儒学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