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借匈奴单于与王昭君的婚姻，与汉朝攀亲戚，以达到解决合法性危机的目的。这样一来，就类似光武中兴，再受火德。这种做法是不是奏效，难以判定，但总不失为一种解决难题的办法。不过，刘元海却从未象光武帝那样，正式宣布再受火德，可以理解为受汉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非真的那么崇尚汉朝。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为消灭西晋以后正式取代其帝德，预留缓冲的空间。以汉家外甥的身份继承汉朝正统，还加上“兄终弟继”的匈奴传位理论，在当时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实在是没有说服力，十分笨拙的办法，不可能是刘汉政权统治者的真心所愿。据《晋书 .刘元海载记》记载，刘元海是儒化程度很高的胡人：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颂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9]

受过如此良好的儒学教育，不会不了解新莽以来推演帝德之重要性，也不能不明白以外甥身份继承汉祚的滑稽可笑。306年，刘元海将首都迁到平阳后，有人从汾河里发现一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10]本来王莽时代的遗物，对于以汉名国的刘氏没有直接用处，但因为王莽是异姓篡位，对于异族刘氏建立政权颇有象征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以刘元海十分重视，大有想要做点什么的意向。只是，他到死也没有如愿以偿。
　　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以后，西晋政权已经推翻，皇帝成了阶下囚，取而代之便顺理成章。于是改国号为赵，“以水承金行，国号为赵。牺牲尚黑，旗帜尚玄。”[11]此次改国号，定五行秩序，正式进入中国的法统五帝德系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也许人们早就对五德终始这种骗人的把戏见惯不惊，但是，此把戏用在胡人身上，却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虽然也没有详细的资料说明为什么以水承金行，是谁的主意，但如前所述，刘氏君臣都深知，作为胡人的刘氏用外甥的名义去继承汉朝正统，不伦不类，很不合华夏制度。等到时机成熟，就该理顺统序。西晋灭亡，就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时机。古来改朝换代都是异姓崛起，如今将异姓换作异族，逻辑上也说得通，而且正是得了王莽改朝换代新理论的真传。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北方政权不去继承西晋的帝德，北方人的国家认同就会发生混乱。当时的北方人，无论胡汉都已经作了三十多年的西晋臣民。突然间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消失，要西晋臣民回去作汉朝的臣民，对他们的心理骚扰一点也不比在军事上征服他们更轻。如果继承西晋，则是正常的改朝换代，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还存在。虽然西晋臣民也很痛苦，还是有先例可寻。另外，当时南方还有东晋政权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如果北方政权不取代西晋而受天命，东晋就是南北汉人共同向往的正朔所在，没有受正统天命的胡人政权很难为汉人所接纳。取代西晋五行帝德，则是正式否定东晋的合法性，使东晋政权边缘化。对于一直生活在天朝帝国中心区域的北方人来说，这一招很起作用，因为它利用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来汇聚民心。北方再是胡人统治，也还是祖先留下的华夏神州，只要保持华夏正统不坠，北方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作华夏帝国的臣民。谁来统治，倒在其次了。当时想出这一主意的人，很可能是刘曜的三公，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太保呼延晏等。但不论是谁，都可谓“为帝王师”的天才。他们为胡人所解决的合法性危机，丝毫不逊色于王莽的“国师”刘歆。
　　在另一面，承认并协助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对士大夫来说，也是一次民族感情的危机。虽然没有资料记录他们的内心冲突，但一定不会是可以轻描淡写的平常事。当时很多汉族士大夫并不能接受胡人入主中原的事实，拒绝与胡人合作，甚至有人付出生命。比如，前燕的高瞻就是一例：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中略）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中略）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入辽东。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侯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係，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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